每天16时，32岁的博宇（化名）脱下外卖员工服，换上运动服，背上书包，去北辰区一处大厦的10层“打卡”。那里有一处共享自习室，里面有30多个学习位。直到22时，博宇一直沉浸在公务员考试的试题练习中，而上午送外卖的焦虑和慌张被他暂时忘记。
在共享自习室里，还有很多像博宇这样的奋斗者。有的留学生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无法出国求学，便在共享自习室里上起了网课；有的年轻人为了考公务员、考研究生，到共享自习室里寻找安心学习的环境；还有的失业人员为了再就业准备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也花钱到共享自习室里订座。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充电。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家里学习，而要花钱去找地方学习呢？花钱是否能买来自律？共享自习室的实际学习效果究竟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专项调查。
校漂族的“加油站”
2月26日，考研成绩公布。参加考研的晓冬查完成绩后闷闷不乐。按照目标学校公布的位次，他进不了复试名单。一两天的短暂消沉过后，他打起了精神，准备再战考研。3月3日，他通过手机查询，预订了一处共享自习室的学习位。12个小时仅需30元，这个价格比年前优惠了很多。
晓冬今年26岁，大学毕业已3年。毕业那一年，他找到了一份市场策划的职位。工作不到半年，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应这份工作，就果断辞职了。辞职之后，他又找过两三份工作，包括客服代表、销售经理、房产经纪人等，都干得不长久，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毕业一年半之后，兜兜转转，晓冬回到了当初读大学的地方，在大学城附近入住了一家青年公寓。大学城有一条商业街，街上有很多餐馆和商铺，晓冬就在餐馆里做服务员，或者在手机店、网吧里做兼职营业员。
懒散的日子过去了半年多，晓冬成了校漂族，时常在校园周边活动，偶尔也进入校园里打打球，和学弟们一起聊聊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青年公寓的床上，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未来。晓冬十分焦虑，思来想去，他准备考研，期待再次进入校园学习和生活。
然而，青年公寓里住着8位客人，公共空间非常狭小，也没有摆放书桌等学习用具的地方。晓冬想进入学校学习，这时候他才发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学校管理很严格，他这样已毕业、没有学生证的人，是进不了校园的。晓冬想去图书馆占座学习，可是图书馆的公共阅览区也暂停开放很长时间了，他只能作罢。
偶然间，晓冬得知，他住宿的大学城附近，新开了一家共享自习室，从6时至22时营业。带着好奇的心理，他从网上预订了9.9元全天体验券。打电话预约时，服务员非常客气，交谈中得知，对方也是一位准备考研究生的校漂族，现在兼职做自习室的服务员。
第一次到共享自习室，晓冬发现，这里就是一处民房，三室一厅，没有床，只有靠着墙或者窗户的学习桌。客厅里有饮水机、咖啡机和各类文具。他选择最小房间一处角落的学习位，两个小时做了一套往年的英语试题，感觉非常好。休息的时候，服务员会提供茶水和咖啡等。
去年11月份和12月份，晓冬每天都到共享自习室学习，他发现，虽然网上已支付费用，但座位越来越难预约到。最开始，共享自习室的上座率不到50%，随着考试的临近，到了11月下旬和12月，早上6时，自习室就已经满座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去找远一点的共享自习室。
天津的共享自习室也越来越多了，网络平台可以预订的达到了50多家。沿着地铁，最北的地方到北辰区的一家写字楼，最南的地方到西青区张家窝镇一处居民区。在西青区一家产业园里，也有带住宿的共享自习室，收费在每天80元左右。这样的价格，比宾馆便宜，吸引了很多有需求的考研族。
3个多月的学习，晓冬共计在共享自习室里花了订座费多元，对于没有收入的他来说，这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为了补充费用，晓冬做过超市的兼职理货员、餐厅的收银员，勉强抹平了自习室的订座费用。
在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晓冬曾经考过教师资格证，那时候，他在租的民房里学习过，合租的室友是上班族，作息和他完全不一样。他总是担心自己会影响到室友，也总被室友的各种活动打扰到。在嘈乱的环境里，学习效率一直上不去，最终他也没能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这成为他心底的一份遗憾。
在共享自习室里，晓冬找到了安静学习和沉浸思考的感觉，邻座也都是一个个埋头学习的竞争者，这让他有了压力和动力，学习效率也大幅提高。“上次的考研，我准备仓促，复习和学习的时间还不够；今年，我将在自习室投入更多的时间，相信来年会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和满意的结果。”晓冬说。
失业者的“避风港”
在共享自习室里，也不都是20多岁初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批30岁以上的人。去年底，在一家民营企业担任客服代表的成泽（化名）被辞退，他成了失业者。失业之后，成泽没有告诉家人，他不想给妻子和孩子带来压力。每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饭，7时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回家告别妻子，拿起公文包离开。
只是，他没了目的地。工作没了，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有几天，他一直在公园里、商场里晃荡，到了16时，再坐公交车回家。到家里，他继续表现得像一个称职的、体面的丈夫和父亲，做着各种家务，再陪孩子玩儿玩具。
单位在辞退成泽时，支付给他一笔赔偿金，能够缓解他几个月的房贷压力。33岁的他，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急需找到新的工作岗位。然而，多次投递简历的他，发现再找一份客服代表的工作已非常困难。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很多客服中心已由机器人和智能语音系统来解决，他已被时代悄悄地抛弃了。
为了找到新工作，成泽需要学习新技能，或者考取新证书。考虑再三，他决定考金融分析师职业资格证书，将来应聘一份理财顾问的职位。从网上买来教材，仔细一看，难度还不小，涉及外语和计算机。他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情况，决定在外面找地方学习。
在网络平台上，成泽发现，天津新设了多家共享自习室，价格不算贵，在线预订很方便。在他原来工作的单位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就有至少两家共享自习室。于是，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出行规律，每天乘坐着和原来一样的公交线路，只是，目的地从原来的公司变成了共享自习室。
在自习室里，成泽周围坐着的是一批年轻人，他们青春活泼的样子让人羡慕。而反观自己，皱纹已爬上脸庞，头发也悄悄掉落，每每想到自己要和年轻人在职场上竞争，他有一种恐慌感。没有其他办法，他只能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早点把证书考下来，以找到工作，给家人一份保障，尽到自己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有时候，成泽会在家的附近转悠一会儿再回家，甚至在公园里的长椅上静坐一会儿，抽上一支烟再回家。“推开门，就是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就是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唯有在共享自习室和公园里，独处的我才能缓解这份压力和焦虑。”成泽说，“共享自习室成了我的避风港。”
和成泽一样，32岁的博宇（化名）也是一位失业者，只不过，博宇更快地认清了现实，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上午送外卖，下午去自习室学习，他的目标是考上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成泽和博宇在楼道里相遇，两位过了而立之年的男子汉相互看了对方一眼，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默契，不约而同地停下来聊起了天。不到一周，成泽准备跟着博宇送外卖，这样，自习室的花费有了保障，家里也能照顾到，能继续保持家庭顶梁柱的体面和尊严。
虽然年过30岁，博宇却没有结婚成家。毕业之后，他先后在广告公司、新媒体公司、营销策划公司工作过。当年，他从事的是平面设计和文案策划，现在已进入视频和直播时代，他也慢慢跟不上行业的发展步伐了。失业之后，他没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父母，而是选择离家很远的地方送外卖，避免被父母知道。
博宇虽然是天津人，但考公务员却没有给自己设定地域，他最想考到北京，其次想考到南方，地级市也可以。“我已经32岁了，距离35岁的限制报考年龄只剩下三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抓紧时间学习了。”博宇说。
留学生的“远程课堂”
大部分共享自习室都是22时左右关闭，佳玥要寻找的是24小时都不关门的共享自习室，她还真找到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天津的一些共享自习室从白天开放转成全天开放，就是为了满足佳玥这部分留学生的需求。
她是一位赴英国留学的学生，去年下半年从英国回津，考虑到海外的疫情，她一直没返校。学校也全部转成线上教学，只是，两地有时差，她经常需要在晚上听课，会影响到父母休息。
最开始，佳玥想另租一处房屋听网课。初步一盘算，成本有点高。当初，父母为了支持自己留学，把原本是三室的房子变卖，换成了小很多的两室，这样才凑够一笔费用，供自己留学。现在，自己没挣钱，还要拿着父母的钱再租房子，她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在海外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