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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守素且行且吟
从《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百期
管窥南开的精神传统
最近这些年，“大学精神”是中国高等教育界乃至社会上热议的话题。“精神”为什么那么重要？从大处说，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沿袭不断，原因固然有许多，而中国人的精神是贯穿古今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而对于一所百年老大学来说，其成长自然离不开这所学校一代代教师、学生积累起来的精神传统。
个体的精神“支流”又是如何汇入一所大学的精神之“干流”呢？大学老师、学生的精神状态又是通过什么媒介能观察到？我以为，探寻一所大学的发展史，离不开关于这所大学的各种校史资料；而探寻一所百年大学的文化血脉、精神传统，则绕不开鲜活体现了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精神状态的校报文艺副刊。
在南开大学迎来建校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也迎来了创刊期。我们不妨来翻一翻这一份文艺副刊......
年4月18日《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第1期（创刊号）
“大学”与“精神”
在大学里，最受尊重的是学人的学问与修养。我们可以从“新开湖”副刊上读书随感、学术随笔或治学经历一类文章中，品味南开人质朴睿智、博大精深的学养境界，诚恳扎实、刚毅笃定的治学精神和汲汲骎骎、月异日新的生命精神。
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人生?数学》中说：“把奥妙变为常识，复杂变为简单，数学是一种奇妙有力、不可或缺的科学工具。人生也是一样，越是单纯的人，就越容易成功。”“人生是一种乐趣，一种创造。生活的动力就是不断寻找和发现乐趣。”这篇散文逸笔草草、言简意赅，体现了一种朴素而天真、质简而深邃的学养和人生境界。
年2月28日“新开湖”副刊第9期
头条为陈省身先生《人生数学》
读书治学是要讲究方法的。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在《闲话读书》里，以答客问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他80年的读书治学心得：“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中科院院士、无机化学家、教育家申泮文先生在耄耋之年才开始学电脑，凭借多媒体教科书软件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他还用专业知识在博客上“怼”方舟子。在《我学外语》一文中，申老向青年学子介绍学习英语的经验。这是南开人的诚恳扎实、坚韧笃定的治学精神。
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先生在讲授古典诗词时经常强调“修辞立其诚”，她认为“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生命来写自己的诗篇、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叶先生发表在“新开湖”副刊上的《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九十回眸》等散文、演讲稿，通过介绍自作诗词的心路历程来回顾自己的求学治学经历，其诗词和解说都体现了学贯中西的学识和诚朴的人格境界。
年3月15日《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第期
头条为叶嘉莹先生《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
读书为学之要，在于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而变化气质、提升精神品格。在“新开湖”副刊上，不乏南开知名学者面向后学者的“经验之谈”。比如，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专家宁宗一先生在《经典与经典的阅读》中认为，阅读经典作品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必由之路。而天天与书打交道的编辑出版家刘运峰教授则在《读书治学做人》一文中，总结了近现代著名学人、教育家的读书治学经验。
此外，《〈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序》（郑克晟）重温了一代联大学人的筚路蓝缕、刚毅坚卓，《还历史之“原”》（罗宗强）为追求“历史实感”所探讨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求真求通的治学精神。《品味赫胥黎的散文》（倪庆饩）、《品老舍味儿》（范亦豪）、《苦难选中这母女作喉舌》（谷羽）、《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伯乐”》（龙飞）、《秦亡谁之罪》（陈生玺）、《丰碑之础—梅兰芳的艺术成功之道》（陶慕宁）、《与陶渊明生活在桃花源》（程滨）、《电影的观看之道》（刘忠波）、《此世的超越》（卢兴）、《沽上访书略记》（刘芃）等读书访书、治学求学随笔，都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真诚的求知精神。
一流的大学要有文化的积淀，更要有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追求真理的精神。“新开湖”副刊一些文章体现了南开人多元、开放、包容的理念，悲天悯人的情怀，求索前瞻的思维和敏思求新的精神状态。
社会学教授杨心恒先生对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深刻的理解和论述。在《大学、大楼、大师》一文中，杨心恒发问：为什么中国现在有的是大楼却少大师呢？他对中国教育中存在的“往学生头脑里灌输”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界层层不断的评审制度表示反思，对某些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现象表示忧虑。
追求真理离不开学术争鸣。近年来，“国学热”的推动下，有些学者呼吁高校把国学设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对此，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刘泽华先生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中提出异议，认为“学问是个人的事，由个人自由选择，建立学科就比较复杂”“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即使有所继承也只能是在分析、再创造中吸取某些养分”。
文学院教授张学正先生《忆“百花”话“争鸣”》一文，通过对年以来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并结合数千年来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得出结论：“承认并尊重文学艺术的多元性、流动性，这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质与本义……如果社会能有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环境，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大繁荣时代将指日可待。”
在《新版〈红楼梦〉的“三大遗憾”》（张圣康）、《“大学之道”与学术创新》（李锡龙）、《寻找你的另一半》（刘畅）、《中国“新穷人”的焦虑与网络消费的狂欢》（周志强）、《如何能让我们抵达学问》（胡学常）、《道成丹青》（吴克峰）、《莫让诗词“热”一时》（刘佳）等随笔中，作者们都面对生活和工作、学习中观察到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其中不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创见。
“新开湖”副刊上的回忆先贤、感念师友的文章，体现了南开人对师道的尊崇，并矢志传承与发扬前辈优秀南开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经济学家杨敬年先生在《我的人生历程与经研所的五位老师—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一文中，回忆了与几位恩师的往来：“南开经研所的特色是，师生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老师们不但教书，而且育人。”
历史学家王敦书教授在《师恩重于山—雷海宗的最后十年》一文中，概括自己与恩师雷海宗先生的关系：“父亲之交，师生之恩。受教恨短，勉承师学。凄凉送终，情同父子。”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张铁荣教授在《难忘恩师李何林》中，再现了恩师李何林先生的教诲：“他说：‘你要读《鲁迅全集》，只读一遍不行，要针对问题反复读，还要看当时的资料，看别人的研究文章，看了以后要思考，要想一想他说得对不对，不对就要纠正，要说自己的话！’”
而哲学系陈晏清教授回忆同事刘文英教授的《悼念文英》一文，那惺惺相惜的情谊之中，蕴含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道尊严：“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开拓性的，都是扎扎实实的。他有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雄心，又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坐冷板凳的耐心……文英的为人，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实’字：真实，老实，朴实，扎实，诚实。”
此外，《陈省身与穆旦—南开园里的文理双星》（郭晓斌）、《南开园里的“联大”老人》（王昊）、《忆恩师霁野先生》（常耀信）、《旧句新吟忆恩师》（李剑鸣）、《父亲是一位教师》（王兰仲）、《怀念我的父亲许政扬》（许檀）《书生情谊》（焦静宜）、《开显历史之大美》（刘刚、李冬君）、《张圣康老师》（祝晓风）、《师恩永恒》（田本相）、《徐清，别走，咱们再聊聊天》（李润霞）等文章，都鲜活刻画了南开先辈学人的风范。一所大学的精神传统使身在其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受其鼓舞、激发，同时这些老师、学生因受到鼓舞而激发出各自的特质，又给予大学的精神传统不断的充实、乃至生生不息。
“新开湖”副刊上关于南开校园各时期学习生活场景的回忆文章，体现了大学以其无形的精神“场域”陶铸了一代代学子、影响着身在其中的每一名师生。
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先生分别在《十年的南开生活》《南开十年》里回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多姿多彩的南开早期校园生活。张伯苓、老舍、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李继侗等著名教育家、大师在他们笔下如跃纸上。
文学家曹禺先生在《我与南开新剧》中回忆南开生涯对自己的影响：“在这短短的，对我又似很长、很长的6年里，新剧团扩大了我的眼界，决定了我一生从事话剧事业……我的青年时光可以说是在这个极可爱的团体里度过的。”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张怀瑾先生则对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难以忘怀：“除了完成公共必修课，中文系的教授每学期轮流开设各种不同的选修课……给我影响最大者，是我在三年级选修罗膺中先生开设的《楚辞》（上），闻一多先生开设的《楚辞》（下）。”（《学〈楚辞〉的契机》）
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哲嗣邢沅在《杨校长家的小花园》一文中，回忆了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间南开大学东村的逸事，杨石先、王玉哲、华粹深、杨敬年、吴大任、郑天挺等学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闻在他笔下娓娓道来。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来到南开大学法学院执教并居住在南开大学北村的周长龄先生，在《北村之恋》中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开精神“场域”对他的影响：“决定我人生15年来心迹走向的，当属北村“精神”二字了！譬如北村晚上那窗的灯光，不正是那两代学人‘精神’的发光吗？”
作家韩小蕙、赵玫分别在《学术人生庄谐有致—致南开老师》《唯有读书——忆南开岁月》中，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南开求学的难忘经历。数学家龙以明的《我们如此之幸运》、学者武斌的《我的心留在了南开》、知名媒体人陈建强的《美好的日子》、作家黄桂元的《咱们的“诗魂社”》、青年学者汪梦川的《迦陵学舍海棠雅集序》，还有阿阳的《“陈老板”的幸福生活》、佚名的《南开气度》、冀宁的《一宿》、莫训强的《〈南开花事〉的来历》、方向华的《南开园，自行车》、张志伟《我与迎水道相识的十年》……也都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年代的南开生活场景。“新开湖”副刊上这类校园生活回忆散文，涵盖了整个南开大学的百年历史，从不同侧面描绘了这所百年学府的校园生活史。而文章作者，都各自受到南开精神“场域”的影响，同时，又在文章道出自己心中的南开，传扬给众多读者。
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第99期
头条为陈洪教授《听雨看剑忆侠情——金庸与南开的缘分》
“新开湖”副刊上记录南开人日常生活点滴的散文诗歌，或感旧怀人、或托物寄兴，或深情贯注、或怡然自得……未必与“南开”有关，却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南开人丰富多姿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
天文学专家、八旬老教授苏宜在《母亲妻子女儿》一文中，讲述在历经战争、经济困难时期的几十年坎坷中，一家人相濡以沫的故事，文笔朴厚而饱含深情。
文学院教授耿传明在《楝子花开》一文中，重温儿时故乡楝子花开的清爽、明净的早晨，回忆里有篱笆墙上的豆角、慵懒的虎斑猫，充满生趣；无独有偶，青年学子曲维民的《童年里有株槐树花开》回忆了童年里的槐树花香和一个与槐树花有关的友情故事，平淡而有味。两文文笔俱是简朴而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韩籍南开博士李贞玉在《韩国胃中国味》一文中，讲述自己在中国从品味地方特色小吃到吃遍鲁川粤闽苏浙湘徽八大菜系的经历和体验，并比较中韩饮食文化的异同，文笔生动风趣。
《，改变命运的那次高考》（周荐）、《阿姆斯特丹的“贡多拉”》（何杰）、《故乡琐记》（李向阳）、《春泥》（朱赢）、《重访谭嗣同故居》（吴丛丛）、《草木有情》（黄华勇）、《做冬不拉的老人》（李悦）等散文，或关于故土风物、怀人忆旧，或关于异域风情、旅行随感，都在一个个故事里体现了作者各具特质的情怀和内心世界。
此外，还有许多诗歌佳作，如《论诗绝句十七首》（李剑国）、《我愿做一潭湖水》（李国忠）、《水调歌头》（李东宾）、《阅读穆旦》（宋智勇）、《献诗》（赵长东）、《浪淘沙慢》（东山）、《摸鱼儿》（曲天舒）……记录下了各自生活中兴怀感发的瞬间，鲜活反映了作者的感情和志趣。
值得一提的是，“新开湖”副刊上少量文章的作者，并非南开大学的老师或学生，但他们刻画了南开的精神面貌，令南开的形象愈加丰富鲜活。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的《祭省身先生文》、著名作家席慕蓉的《心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著名诗词家周大成先生的《鹧鸪天南开园赏荷》，即属于此类。再如，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先生在南开中学求学时，国文老师是孟志孙先生，他的《缅怀业师孟志孙先生》感人至深，诗的序言说：“先生往矣，德泽永在邑里，南开精神，先生其一楷模也”。
“新开湖”副刊作者面广，精品多多，不一而足。我以为，一所高等学府的精神特质，正是由这所学府的每一个具体的老师和学生的精神状态来体现的。诚如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所言：“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
古人云“文以载道”。我以为,就个体而言，一个人的文章、言论是其精神状态的重要载体。反过来说，一个人的精神若是很有影响力，其文其言必然能够得到传扬。所以鲁迅说：“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西方彦哲则认为，人类在精神上有一种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叫做“终极关怀”，而哲思与审美观照恰是人类“终极关怀”重要的两种方式，文学作品正是能够体现哲思与审美观照的重要形式。
大学的精神，不是呼之即来的，其形成和传承的过程，是一种人文的过程，是不断积淀的结果。我坚信，校报文艺副刊的优秀作品，经得起岁月长河的“浪淘沙”，并将有助于这所百年学府的大学精神历久弥新。
“桥梁”和“窗口”
如果说扎实的专业知识能使大学教师站稳讲台、使大学生走出校门充满底气的话，那么，我以为，唯有更高层面的、基于所学专业又超越其专业的视野，才能使一个大学的课堂充满灵气、大气。大学教育不仅在于学科知识教学，更在于“传道”、育人以“变化气质”，学科知识的传授是“技”的层面，而只有超越了专业知识关切到人的思想、素养的视野，才是“道”的境界。
有“中国现代副刊之父”“副刊大王”之誉的现代著名编辑家孙伏园先生认为，副刊作品应力求“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为此，他认为“文学艺术这一类作品”，理应是副刊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孙伏园又说，“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是最好的”，而就“文艺论文艺，那么，文艺与人生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的”（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年12月5日《京报副刊》第1号）。孙伏园先生的这些经典论述，道出了中文报纸诞生以来许许多多副刊编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南开大学报》“新开湖”副刊自然也是以文学艺术类作品为主。其整体风貌，恰因其作者主要是大学的教师、学生等——可以说是学人、知识分子群体，故而其文章的整体风格与孙伏园先生“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这一副刊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新开湖”副刊上许多文章本身就是有关人生经历的回忆与感怀，一些文章虽然不谈论自己的人生，然而其中体现作者的人格精神也是与人生息息相关的——这就意味着，其中的优秀作品对读者的人生当有所启发，其教育意义自不待言。
因此，高校校报文艺副刊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其实也是大学的“第二课堂”。而且，这个课堂不仅仅是面向其中某个专业领域的师生，更要面向全校所有专业领域的师生，这就要求副刊文章要超越学科知识的探讨，上升到哲思与审美观照，成为读者能够理解接受的文学作品形式。正因为如此，“新开湖”文艺副刊可以说是无形中承担了师生精神交流的“桥梁”和传道育人的“熏陶”之功能，成为展示师生的精神风貌的一个窗口。
校报有很多读者，很多老读者一直坚持读每一期《南开大学报》，编辑部时而会收到一些读者直接或间接的反馈。比如有一回，我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电话那头是苍老的语调：“早晨翻报纸，看到周报（《南开大学报》前身为《南开周报》，老读者习惯沿用老称呼）副刊发了杨教授的一篇文章，谈了一些问题，谈得很好。文笔老练，思想深刻，好文章！周报的面孔终于有了一些改进。作为一名南开老教师，作为周报老读者，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为南开高兴。”后来才得知，这位读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熊性美先生。他读到的那篇文章，所探讨的并不是他的专业领域的问题，但通过校报副刊这个“桥梁”，两个不同专业的大学教师得到互相共鸣、鼓舞的效果，这对彼此的学问无疑是起到了切磋琢磨、互相促进的作用。
《人民日报》驻天津记者站采编部原主任、《今晚报》副总编辑陈杰在《校报：校园精神史的标记》一文中说：“‘今天/我们流泪了/可那不是忧伤/是歌唱/今天/我们分别了/可那不是遗失/是珍藏’，读到此，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读到的，是最近《南开大学报》上的一首题诗……《南开大学报》是一份优秀的校报，它的版式风格疏朗大气，留白讲究，特别是近期的‘新开湖’副刊，文采蕴藉，晶亮剔透，名家多多，精品多多，值得深读。”他认为“校报是校园精神史的标记”“没有任何报纸可以取代它在私人空间的位置”。
校报副刊老读者、老作者，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杨心恒教授在《南开人读南开报》一文中说：“我看得较多的是副刊版，因为杂文、散文、随笔、诗词、歌赋都登在这版，间或也有研究报告在这里发表。我管这版叫抒情版和成果版。人是有思想感情的，接受外界刺激，有所反应，总想以各种文学形式抒发出来，这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好处，《南开大学报》就提供了这个抒发感情的地方。”这位老教授还对他所不认识的青年后学的文章不吝给予赞赏：“最近看到一位年轻人在《南开大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境界很高，构局巧妙，语言朴素，读了之后，浮想联翩，心灵受到一次洗礼。”校报副刊的作者，有很多是像杨心恒教授这样的知名学者、作家，也有很多是像杨教授所提到的思想深刻、文采斐然的“年轻人”。
许多老作者对校报副刊有很深的感情，每有佳作，总是将校报副刊作为首发媒体。这些佳作还不时被校外知名报刊转载，如来新夏先生的《闲话读书》，于年9月26日首发于校报副刊，后来被《博览群书》杂志转载，又于年被《新华文摘》杂志转载。还有不少优秀作品曾被《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教育报》等报刊转载，扩大了这些佳作的社会影响力。我想，这也是大学以“学问”和“精神”服务大众精神生活的一种体现。
很多在校的大学生读者，读到校报副刊上的精彩文章，不时会在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