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市，顾名思义就是老城里南门外的一个集市。然而就这么一个“集市”，却在几代天津人的记忆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上世纪80年代，南市地区建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食品街。“老南市”的故事多，这期咱们就说说当年的“老南市”。
可以看到当年国营副食商场、永元德饭庄、和平商场的招牌
小杂铺中的温情
[讲述人：王和平]
“合作社”对于天津来说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新兴事物，五十年代之前没这一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小杂货铺，天津人习惯称之为“小杂铺”，因为天津地方口音说话吃字，把“杂”字和“货”字给免了，直接就叫小铺。
上世纪实行计划经济以前，南市里的小杂铺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它们规模都很小，也就是一两间门脸儿，而且大多是夫妻店或父子店，有的前店后院，有的还带住家。
这种小杂铺的经营特色首先是品种齐全，油盐酱醋就不用说了，各种调料、酱菜、豆腐、烟卷、白酒、香皂、红糖、白糖、碱面等等包罗万象，甚至连小孩生病吃的药丸都卖，比如宝塔糖什么的。有的小铺还经营青菜、鸡蛋、挂面，文具纸张乃至蜡烛、煤油。还有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在这里买烟都可以拆盒按根儿卖。南市的小杂铺多服务温馨，不坑人不骗人，不唯利是图，体贴友善。
我家以前就住在南市附近，我们那个老院胡同口就有一家小杂铺，那是南市治安大街和广善大街的西北角。小铺的经营起点很低，也不怕麻烦，做的都是小生意，青菜不必非整斤买，三分五分照卖不误。还记得掌柜的是个老太太，每天在门前的一个大马扎上坐着晒太阳，有人来买东西，如果是烟卷火柴，会很放心地让顾客自己去拿，少一分钱二分钱也没关系，实在没钱，可以赊账，下回来再补上。
不仅如此，这家小杂铺还可以临时配制“熬鱼佐料”，谁家熬鱼就拿上一个大碗和几分零钱，到小杂铺配一碗熬鱼佐料，掌柜把酱油、醋、糖色、面酱、酱豆腐汤、料酒、大料统统调入大碗递给顾客，回家直接就下锅了，那才真叫方便。
而且这家营业不分昼夜，遇家中有产妇夜间分娩，急需物品时，半夜可以叫开铺门买到鸡蛋、红糖、挂面等等。掌柜绝无怨言，如果当时没带钱，照样可以把东西拿回家。
由于这种小杂铺大多数开设在居民区（有的还兼营公用电话，打电话三分钱，接电话五分钱），掌柜的老太太跟附近住户长期接触，所以左邻右舍都很熟悉，哪家姓甚名谁，几个小孩，男的女的，都了如指掌。因此，遇到寻亲访友又说不准住处者，到小杂货铺一打听，立刻一清二楚。天长日久，老太太与周边居民形成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谁家的孩子过满月，哪家的老人过大寿，老太太都会赠送一些小礼物以表心意，可以说是小铺方便了百姓，百姓也养活了小铺。
这家小杂铺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回忆，所以每每再回忆起小铺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无法忘怀。
玉清池远眺
我跟做贼似的“撮”了一顿
[讲述人：高伟]
年暑假，我被河北区体委选中参加了“河北区中小学暑期科技培训班”教练组工作，记得当时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十四中和二中的几个学生。教练组根据专题分成航模组、无线电报务组和无线电原理组，我分在无线电原理组，负责的是对20名小学生进行“矿石收音机”和“单管收音机”的原理制作进行辅导。培训班的地点就在第三体育场看台下面的那排房间里，和河北省女子篮球队为邻。
话说半个月的培训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每个学生“教练”都获得了24元的教练补助。要知道24元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资，于是我们几个一商量，决定去饭馆吃顿好的，奖励一下自己。那个时候家家生活水平都不高，又处在“节粮度荒”的阶段，人人肚子吃不饱，能去饭馆吃饭简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说实在话，那时家长给学生的零用钱大都以“分”计，到饭馆最多也就吃个早点。还记得川鲁的“鸭油馄饨”七分钱一碗，就这还舍不得经常吃。大部分时间都是去马路对面的豆腐房吃三分钱一碗的老豆腐。因我们四个同学中有一位是回族，最后大家商定去南市的“燕春楼”吃，约好周日上午十点半在人民剧场门口集合，不见不散。
到了周日，我们四个人准时集合。像南市这种饭馆林立的地方，我还真是没来过几次。我们在刘同学带领下直奔燕春楼饭庄。进了南市牌坊不远就是燕春楼，也许我们来得太早，进门一看饭馆里一个客人没有。一位伙计看我们站在门口，急忙从柜台迎了出来：“几位同学，你们有事吗？”我们没上过这么大“台面”，几个人互相看看不知说什么好，到底是刘同学大几岁，比我们老练得多，淡定地说：“还能干嘛？我们吃饭啊！”那伙计一脸诧异看了我们几眼，问：“就你们四位？”“就我们四个。”“啊啊，那里请里请！”说着把我们让到了靠窗的一张方桌前，一人一方，恰好四人。
随后那人又从里面叫出一个伙计，耳语了几句，让这位伙计招呼我们。这个伙计满脸带笑，过来抹了抹桌子说：“几位同学吃点什么？”说着报了一长串的菜名，我们哪知道这都是什么菜，于是都抬头望着刘同学，不知该吃什么。刘同学抬头跟伙计说：“同志，我们钱不多，就想吃顿饭，您给我们安排吧。”那伙计看了我们一眼，笑呵呵地说：“行啊，几位不喝酒吧？我给你们点四个菜一个汤，每人半斤花卷，足够你们吃的了。”说罢到柜台前写了一张票送到后面，不大功夫，菜就端上来了。这顿饭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四个菜分别是芙蓉虾球、扒牛肉条、笃面筋和爆三样，汤是鸭架汤，每人两个半花卷。
后来饭馆开始上客人了，看见我们四个孩子吃饭，都觉得好奇，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们。我们也不敢抬头，都快速地闷头吃，一阵风卷残云后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结账时，一共花了7.86元，每人1.94元加半斤粮票，还缺一毛钱，刘同学就主动承担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自己挣来的钱下饭馆，至今回忆起来还奇怪当初怎么就跟做贼似的呢？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来自己就发笑。那时的南市对我们来说，就像另外的一个世界。当时的孩子们很勤俭，自己下饭馆的非常少。回想起柜台里伙计那诧异的眼光，现在想来可能是怀疑我们偷了家里的钱，出来大吃大喝吧。
老南市清和大街副食店
我家是南市制鞋作坊
[讲述人：张显明]
日伪时期，记得在南市的东兴大街上有个鞋店叫“北华馨鞋店”，经理叫杨佛香，是位佛教居士。他为人特别和善，这个鞋店是两间大门脸儿，和当时的群英戏院正对门。因为他是独资经营，当东家又当掌柜的，当时管这种叫“自东自掌”。他的鞋店主要经营的是男女便鞋，冬天卖棉鞋，也代卖“双钱牌”“回力牌”等各种球鞋，生意很好。
那时我家住在“河北鸟市”，这位杨经理和我母亲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所以常到我家串门，我母亲有时也带着我坐胶皮车到他的鞋店坐坐，我们买鞋都到“北华馨”去挑选，他从来也没要过钱，喜欢哪双就穿走。
年日本投降后，杨经理给我姐姐介绍个对象，小伙子叫杜象恒，精明能干，是个鞋匠，一个人没有房，结婚后就住在我家，他有手艺会做各种的鞋，还会熟皮子（把生牛皮制成做鞋用的牛皮底）。我家的院子大，就在院子里挖坑，砌了个大池子，把许多张整的生牛皮放进池子处理。屋子里则是制鞋作坊，做出的鞋全送到杨经理的鞋店去卖。就这样我家无心插柳地成了南市“北华馨鞋店”的加工点。那时我已经十几岁了，星期日我也常去送鞋，每次去了杨经理都要给我点零花钱。
然后我就拿上钱到南市各处逛逛，这里离“三不管”很近，“三不管”是一片空场，有表演砸石头的、拉硬弓的、飞球打蛋的、吞宝剑的、摔跤的、变戏法的，各路江湖艺人表演他们的绝活，其实这些人说的比练的多，说上十几分钟，表演不过三五分钟就敛钱。每次都是直到我的口袋空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老南市街景
姨夫的书店与我的童年
[讲述人：老明]
我姨夫姓曹，住在南市荣业大街上，上权仙电影院对过，住的是门脸房没有院子。他是年搬去的，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看到他的房子北面紧邻个胡同口，那是一条不宽的小胡同，胡同口上有座木头牌坊，牌坊上写着两个大字“鸟市”。当时我很奇怪，我家就住在鸟市那块儿，怎么这又有个鸟市呢？
我就去问我姨夫，姨夫说年东兴大街的上权仙电影院失了火，迁到这里重建的，那时影院对面是一片空地。
年军阀褚玉璞把这块空地当做了刑场，在这枪毙犯人，所以老百姓觉得这是块不祥之地，不愿意到这来，弄得上权仙电影院也不兴旺。后来刑场迁走了，有些人早晨在这块空地遛鸟，逐渐卖鸟的、卖鸟食的、卖鸟笼子的一类摊贩越聚越多就形成了鸟市，再后来临街都盖了门面房，就一天天地热闹起来了。
我姨夫就在这个门脸开了个曹记书店，同时出租“小人书”，屋里靠墙有书架子，当中有长桌子、长凳子，经常有许多孩子租了书就坐下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这些小人书同样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每逢星期日都是最高兴的日子，我去姨夫家串门，不但能免费看书还管饭。
记得在上权仙影院北边不远有一间门脸，有个卖药糖的叫王宝山。这人的名字在南市这块地界可如雷贯耳，他的门前总是围着一堆人，我也偶尔挤进去看热闹，只见他的门前摆个桌子，桌上有盛着各色香精的瓶子，瓶签全是外文，还有些大口瓶盛着不同颜色的糖块，只见王宝山穿着西服，介绍着各种药糖的功效。讲了一会儿，就吆喝起来了。我一听他的吆喝与众不同，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如同外语，还直打“嘟噜”，只是听了半天一句也没听明白。
到年上权仙电影院改名淮海影院，再到六十年代初，我姨夫身体不好，书店就盘出去由别人经营了。后来淮海影院对面这一大片建筑全部拆迁，就建成了咱们现在的食品街。当年书店和鸟市口一带如今已经成了食品街东门外的空场。
老南市荣吉大街上的南市影院
初逛南市看嘛嘛新鲜
[讲述人：郭文杰]
小时候生活范围很小。我住在河北区陈家沟子，所以南市已经完全超出了我日常的活动范围。我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次逛南市。
说来南市附近去过很多次，但都没进去过。比如去长城影院、人民剧场看电影，和院里姑姑去老美华给她娘买小脚鞋。这个都不算去南市，我真正意义上逛南市，那还是在我十六七岁时。
我和一个最要好的小朋友，原本是去百货大楼，可当从多伦道穿过来到了和平路时，我俩不知道是谁改的主意，改往右边走，稀里糊涂就进了荣吉大街。进了这条街，越往里走越热闹，最明显的就是摆地摊的越来越多，有卖针的、卖线的、卖鞋垫的等等，熟悉的就不说了，让我站住脚的是一个卖纫针器的。这东西模样就像一个小手枪，是用铅铸的，枪的准星处是一个喇叭口，把针调好方向插里，线从喇叭口纫入，线就穿过去了，一拉针线就纫上了。
再往前走，见一位背着大书包的外地人，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听老半天听出大概意思是：“家里遭了灾，来天津求大伙儿帮忙，以前家里是教书人家，没有别的东西，手里就有这么一点书，要是有人懂呢，就帮帮忙，没有懂的就算投错了地……”说着从书包里拿出来很多小册子，比课本还小一半，《名贤集》《千字文》等那时在市面上很少见的书，拿过一本看了一眼，觉得还挺好，就花钱买了一本。
再往前走看见一位变戏法的，地上铺着一块白布，已经成了灰色，上面扣着两个小茶碗，碗里扣着几个小球儿，他用手里的筷子指，想让小球儿去哪，小球儿就去哪，总是和我猜的不一样，他还老张开手让你看，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戏法是在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叫“仙人摘豆”。当时确实傻了眼，只见这位抬起头来，和大伙儿说话了，他说：“那位说了，你这是怎么变的？您别急，一会儿我都告诉您，我是和我师父学的，他和谁学的？这不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吗？他现在没了，我也不保守了。都贡献给大家，不光是这个贡献给大家。”说着从包里也掏出一摞小册子，在手里摇着。“这可是宝贝，那位说了写的是嘛？都是金玉良言，您要是遇到上吊的、投井的、水淹着、吃了不对付东西的，怎么办？这里都有，这叫大闺女裁褯子——闲时备忙时用。永远用不上是您的福分，用上了就救人一命。每人最多买一本……”
当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花净，想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迷路了，出口一看不认识了，身上没钱坐公共汽车了，我和小伙伴一边走一边问，这才回了家，到家天都黑了，我把买来的东西放到桌上，我爸爸看了一眼，哈哈大笑地说：“你这肯定是去南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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