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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7月生于天津市和平区，是家中的长子。小时候，母亲把我当盛宝贝儿，四岁那年带着我到天津最有名的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现场作画的生活照，当时我不懂照相是怎么回事，就听母亲说：“宝儿，拿笔在纸上随便画点嘛（四声）。”我习惯地仰起脸、闭上眼，在脑际中摘取那些漂浮的图像，接着便闷头画起来，母亲深情地望着我，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我的一生从此与美术、摄影结缘。
年我与母亲在中国照相馆留影
我没进过正规的幼儿园是此生一大遗憾，上学前跟着姥姥生活，姥姥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爱唠叨但很疼我，母亲周末接我回自己家，周日再送过来。现在想起来，母亲真有本事，下了公交车拎着大包小包还得抱着我，走上几公里才到姥姥家。姥姥家是个传统的四合套，这座大宅院，屋里屋外都镶着方方正正的大青砖，因此就成了我异想天开的巨幅画板，我几乎天天蹲在地上胡乱涂鸦，画得最熟练也最多的是各类兵器和历史人物，主要还是受小人书的影响。那时姥姥家门口有块空地，经常有租赁小人书的地摊，一块脏兮兮的大灰布上贴着几十张小人儿书的封面，花花绿绿很是吸引人，每看到这些心里就发痒，实在忍不住只能死磨硬泡地找姥姥要几分钱，然后跑到书摊去借书，边看边在纸上临摹，遇上《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种看不够的小人书根本舍不得还回去。
我属鸡，这是两岁时的我
上小学时回到父母身边，由于他们整天上班照顾不了我，就把我托付给父亲同事的家里，也就是放学回来有地方去，有热饭吃，没课的时候还可以跟他家的孩子们玩。让我最难忘的是他家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木箱，几乎装满了包着牛皮纸的小人书，我完全被这大木箱给迷住了，经常到了晚饭的点儿，父母到他家生拉硬拽才把我弄回去。有一次我竟然把其中两本小人书掖在裤腰上悄悄带回家，这还了得？母亲发现后狠狠地说了我一顿并逼着我送了回去。
年在延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大点的孩子是我）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东风照相馆去拍生活照，我穿着母亲新做的棉布夹克衫特别高兴，但那次拍照不同以往，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走进照相馆如同特务对暗号，先得主动向接待你的服务员高呼一句“最高指示”，当对方回应一句后才能谈正经事，由于极左思潮笼罩了所有的行业，即便拍张家庭照也得符合政治标准，于是我和弟弟被安排在小桌前摆出一副苦读“红宝书”的架势，那张照片印证了特殊年代的精神生活。
年与弟弟留影
“文革”开始后，学生像无人管的羊群乱跑乱撞、无所事事，老师差不多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一时期，我父母在单位都很谨慎，每天除了开大会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所以上班的时间很长。我就像个没人管的孩子，中午经常让邻居帮着热饭，其他时间基本消磨在周围的几所大学里。我最常去的是南开大学，徒步走也就10分钟，当时南开大学主要由两大派组成，一派是“八一八”，另一派是“卫东”，后来，我跟一些“群众组织”混熟了，就帮他们印传单、刻钢板。我特别喜欢在蜡纸上绘制插图、复制漫画，经常弄出一些新花样儿来，所以格外在意那些别致的、精美的印刷品，管他是哪派的，只要好看就收着。我对美术方面很有感觉，尤其是讽刺性漫画，由初期临摹进而可以简单创作，越是这样机会就越多，我不仅成为校级黑板报组的成员，还经常帮着居委会甚至母亲单位创作政治漫画，大人们一致认为，我将来肯定是个画家。
年在人民中学校园排练节目（前排左2是我）
年我升入初中，我的班主任孙老师，除了数学教得好，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他对我影响很大。初一的第二学期，学校组织我们到郊县参加“野营训练”，回来后，孙老师安排班里的骨干创作小话剧，剧名叫《千万不要忘记》，我没参加剧本创作，但在剧中饰演一个比较“关键”的配角，一个散散慢慢、怪话连篇的“韩小强”式人物，除此之外还负责道具的绘制。为了赶进度，孙老师在前面讲课，我在教室后面画道具，在同学眼里我就是个拥有“特权”的人。后来小话剧在学校的大操场公演并引起很大反响，很长时间同学和老师都管我叫“小强”，孙老师还用自己的照相机为我们拍了剧照。
年参与演出的小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左3是我）
初二的时候，我被提拔到学校的红卫兵团任委员，我一个人操持着《红卫兵团战报》的编辑、誊写、印刷。我还经常研究和试验彩色套印技术，最多时我套过四种颜色，效果虽说不够理想，但在当时也算是创新了。兵团在楼梯拐角处搭建了一间小暗房，专门为学校师生冲洗照片，虽然我不是洗像小组的人，但我一下子迷恋上这间亮着红灯、弥漫着药水气味、摆放着各种神秘仪器的三角形小屋。一有空我就钻到暗房里，看着人家将底片和相纸叠压在曝光箱的毛玻璃上，犹如输入生命密码一般，等待影像的诞生。以后，我也学会了印相和放大，再以后我也有了这间小屋的钥匙，可以独自一个人闷在里面，解析着各种奇异的梦想，经常违背一般规律进行“破坏性实验”，浪费了不少相纸，但由此感悟到“光”被控制后所产生的已知和未知的奇妙与期待，破解了图片生成的秘诀。没想到日后我真的成了报纸杂志的编辑和摄影记者，此为后话。
我的父亲张树华年去世，母亲一直陪伴我到年，他们是我心中永远的明灯
年10月27日，我揣着学校发给的“分配通知书”，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独自一人，跨越三个区，来到位于新开河畔的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工厂。听老人们说，这个厂是年德国人兴建的，当时俗称“转盘村”，后来日本人占领更名为“津浦大厂”或简称“弹簧厂”，是生产机车配件的，最有名的产品当然是“弹簧”。来报到前，我把分在“铁路”的消息告诉父母，他们高兴极了，尤其母亲似乎对铁路情有独钟，因为我姥爷曾经就是铁路职工，当年在东车站的检票口检票，收入高待遇好，要不是日本人把他脑子打坏、精神失常，全家人肯定都接着跟他享福。
年在工作了12年的车辆厂大门前留影
记得报到当天，劳资科的王科长介绍了工厂的整体概况，对于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孩子简直像听故事一般，我浮想联翩，心潮激荡，工人阶级的伟大基因似乎渐渐注入到我的血液里，在参观厂区和车间时，我真没想到工厂里还能跑火车，各类机械加工设备让我目不暇接，我眼前时不时地呈现着操作机器时的惬意。可是，当我们这些新工人“拉练”回来并分别被各车间负责人领走后才得知，我不仅落在热加工车间，而且成了一名翻砂工。翻砂工是工厂里最苦、最累的工种之一，社会上有种说法：车、钳、铣没法比；电气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我内心阵阵的苦闷，每天上班从南到北耗时一个小时，面对的除了沉重的砂箱，就是成吨的型砂，所有的操作几乎全是手工，体力严重透支，那年我刚刚17岁。
年我重返当年的铸钢车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真想重新抄起家伙，找找挥汗如雨的感觉
年十一我结婚了，这是年我们在陋室举着宝宝自拍
就这样我仍不断地向组织靠拢，班组的黑板报、车间的黑板报差不多全叫我包了，而且用不着任何人催促就更换一新，转年我被团支部选为支部委员，同时还是民兵骨干、工会积极分子，每天完成生产定额后，就忙活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很快就成了组织培养的“苗子”。在车间，我不仅结交了一批铁哥们，而且闲暇之余还经常整出点新玩法。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哥郝汝敏家有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一次他带到厂里来玩，让我好眼馋！于是就撺掇他一块出去玩玩，他摆出一副公子哥的样子，神气地说，没问题！就这样，我买了个公元牌胶卷，焦急地等待了好几天才盼到礼拜日，我们一共三个人在最寒冷的1月份到水上公园潇洒了一次，整个公园似乎就我们三个，那种独享的美好令我们癫狂。那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扣动了照相机的快门，那轻微的“咔嚓”声，印在了我的心上。
年，与同事在水上公园，第一次触碰了相机的快门，也享受了自己扮酷的乐趣
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可那时我的月收入才十几块钱，要想实现这一愿望，就得从零花钱和早餐费上省，母亲每月仅给我几块钱自由支配，一天只允许花1~2毛钱吃早点，此后我几乎天天啃干馒头或不吃早点，零花钱就更舍不得动了，大约积攒了两年多，终于凑足了87块钱（海鸥照相机的价格），于是我急不可待地和同组师兄商定去北京采购的计划。
省吃俭用买下的第一台海鸥牌照相机
记得那是年8月的一个周末，下班后就和同事在厂门口拦截挂有北京牌照的车辆，这是去外地的常用方法，用不着花一分钱，只是拦10辆不一定有1辆能答应，此刻天上飘起小雨，也许就因这情景，一辆大货车停下来，我们高兴地蹿上车斗，并钻进罩着机器的帆布内，就这样我俩懵懵懂懂地来到北京，但天已大黑。为了省钱我们当晚就在北京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合衣睡了一宿，天一亮就徒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东风市场等候开门的那一刻，由于太激动了，现在对买相机的具体情节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拿到相机后立刻乘车前往颐和园进行试拍。然而，这架心爱的照相机买了几年不敢拿回家，因为这么贵重的东西无法说明合法来路，拿省吃简用当理由根本不能让大人相信。照相机有了，好像热情没了，因为车间好多哥们知道我买了相机，都想借着玩，于是照相机就像接力棒似的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直到出了毛病才送回来。
购买照相机后，拍摄的第一张作品《水上公园琵琶岛》
年9月，车间派我和其他两位师傅到湖北省宜昌市的液压机械厂监督在此定购的挤压造型机生产线，派我去的目的就是要熟悉机器的性能，了解各环节的工作原理，以便日后熟练操作。这就意味着我从“苦大力”圈儿里快要跳出来了，今后轻轻松松控制按键就行了。事后才知道，车间领导怕厂里把我调走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据说有一段厂团委、厂工会、厂宣传部轮番找车间要我，车间一挡再挡，终于，厂*委书记说话了，车间乖乖地抬手放人。年元旦刚过，我就到厂宣传部主办的《津厂周报》报到了。
我在《津厂周报》工作了6年
报社负责人尹建民告诉我，把我挖过来可费了一番工夫，让我负责摄影、美术和副刊版。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岗位把我所有的爱好或者说特长全都涵盖了，以往十几年的追求即将得到全面释放，此刻我反倒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过去那种怀才不遇的困惑，变成了一种莫名的恐慌，我突然感觉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行，自信心像被蒸发了一般。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几乎都是在“干革命”中度过的，文化程度也就小学水平，我什么也不敢说，在别人还未察觉的情况下，开始恶补各方面的知识，学摄影、学设计、学文学，发疯似地填补空白，转年用这点文化水儿考上新华职工大学，以后的四年里我风雨无阻咬牙拿下了专科文凭。
年7月21日，在《津厂周报》上，刊发了第一部微型摄影小说
自从到了津厂周报，我才真正接触摄影，才知道光圈、速度、感光度，才知道光线、景深和构图，才知道采访、现场和纪实，才知道全景、特写和抓拍……几年里没有人教过我，也没参加过任何培训和辅导，完全是自己读书自己摸索。庆幸的是报社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我不仅独占一间办公室，而且在内部又搭建了一间简易暗房，也就是说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组稿、画版、冲卷、做片等一系列工作。由此摄影水平明显提高，在五千人的大厂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过去摄影是一门比较神秘而独特的职业，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许多重要场合别人靠不上前，搞摄影的因报道或留存资料的需要就享有特权，那期间我近距离地拍摄过一批来厂视察的重要领导人及外宾，特别在年还随上海某媒体专访并拍摄了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
年在全国铁路第五届体育运动会采访现场
年10月18日，在《津厂周报》上刊发的运动会新闻图片
年创作的漫塑《一分钱》在天津市职工美术作品展中获奖
在一般人看来，摄影和后期冲洗是不可分的整体，所以片子拍得再好，不懂得暗房也不算真正会摄影，最起码得熟练掌握冲卷和印放技术，如果再会几手特技制作就更能体现自己的实力。由于我一个人承担摄影且工作量很大，练就了一套快速冲卷的方法，其“火候”把握得非常准确，有时候我在等待胶片风干的间隙，脑子里竟然产生一种幻想，假如这样拍下去，是否有一天我所拍摄的胶片连起来能够绕地球一圈？
年身穿铁路职工制服拍摄的照片。受父亲影响，我非常向往当兵穿军装，我的为人处事风格也像军人
年，独立设计并参与施工的“青年园”，被团中央评为青年优秀工程
我从对摄影感兴趣，到喜欢摄影、痴迷摄影，是在那一时期培养起来的，过去什么都学、什么都好，自从接触摄影以后逐步把其他艺术成分都融进了这个范畴。在拍摄方面我尝试过摄影小说的创作，并获得很好的反响；在暗房制作方面我掌握了多种特技处理，最成功的是年底获得的全国尼康摄影大赛黑白组季军的那幅《雪舟》，那张片子使我的名字飞出了厂院。
获奖作品《雪舟》
年天津市总工会教育部调我临时帮忙，仅被“试用”了半个来月，年春节过后，便正式调入市总工会宣教部，从事职工政治思想工作。这次调动对于我的个人成长，的确上了一个大台阶，而对于摄影却意味着基本放弃。首先说器材全都留在原单位了，经济上也不允许我马上置办新的设备，特别是我每天主要是写材料、听汇报、组织会议、下发通知等，与摄影没有任何关系。但巧的是，我的那幅《雪舟》为我赢得了一台崭新的照相机，真好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惊喜。颁奖仪式在北京长安街最著名的北京饭店举行，午间还组织了大型的冷餐会，我抱着奖品走出来，坐在长安街的松树下，好长时间还感觉是在做梦。
年至年，在市总工会工作期间，将值得珍藏的“亮点”，编辑整理为《星光集》
有了照相机，我那颗本来寂静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在妻子的支持下把结婚后积攒的多块钱都拿出来买了一只变焦镜头，以后又添置了其他附件。可是在机关一年到头地加班，几乎没有多少自己支配的时间，对此我一点点地转移到静物摄影上，研究构图、研究用光，研究对比，研究色彩。总而言之，它可以让我冷静地、理智地，沉迷于超凡的世界里，想起那一段时光我依然感觉很美好，一些可笑的举动常常浮现在眼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庭收入都不高，商品也不怎么丰富，要想拍些特殊物件很困难，有时妻子买菜回来，我先挑几样最顺溜的，展开背景纸、支上照明灯，摆弄来摆弄去，直到按下快门才算过瘾。弄得我妻子一买水果、蔬菜就专摘个大的，色儿好的，没沾儿的，花钱就多。那年月为了拍一只高脚杯，就得硬着头皮买一套，为了用一枚红樱桃点缀，就得买一瓶罐头，现在家里还存着好几十米各种颜色的衬布舍不得处理。特殊时期也是一种特殊锻炼，就像命题作文一样，在一个范畴内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和把握能力。
20世纪80年代人像作品之一
那些年，我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严谨，以至于我拍的片子几乎用不着剪裁，画面简洁、明朗，对比强烈、稳重，主题清晰、完整，用光和谐、精致。年11月，我在市总工会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冯力先生的协助下，成功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为我的影展提写了展名，著名画家爱新觉罗溥左、于复迁等一些社会名流都为影展题字、签名。这次个展共展出作品80余幅，水平一般但起了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在当时以个人名义举办影展的微乎其微，特别是我为每幅作品都配写了诗句，也算是个小小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静物作品之一
年下半年，我开始整理作品，这些作品并不是历年获奖作品的汇总，而是围绕着“恬静的时空”这样一个主题，将唯美的、深邃的、宁静的景物加以整合，使影集的格调和谐、风格相近。就在我忙里偷闲为完成这一心愿而努力的时候，不知何故患上了突发性耳聋，医院，每天躺在病床上没完没了地输液，这种任意消耗生命的状况令我心神不安，我忽然想起正在准备中的专集，每一幅图片浮现在眼前，特别是拍摄时的情景及施展的技巧也一同在脑子里排列，何不把这些变为文字附加在专集里呢？于是，就在病床上撰写了上万字的拍摄手记，丰富了这本书的可读性和普及性。著名老一辈摄影家袁毅平为该书提写了书名。
《恬静的时空》首页
著名摄影家袁毅平题写书名
在机关的八年里，虽然心爱的摄影早已被“边缘化”，但还是干成了两件“大事”：办了影展、出了专集，然而内心却依然平静不下来，这种不平静还不单单因为摄影，更主要的是厌倦了机关生活。我准备跳槽！说来也巧，正在这当口，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推荐到今晚报社，经编委会研究同意调入并安排在摄影部从事专职摄影，前后不到半个月就敲定了，机关的人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至今大家聊起来依然为我当时的果断而佩服，那一刻定格在年9月25日。
我到晚报后大多数时候是在扫街，这组在《今晚报》刊发的突发新闻报道，获得天津市年度新闻图片一等奖
事后得知，还是我那本摄影专集起了关键作用。记得我来报到的第一天，报社领导找我谈话时说，“看了你的影集，大家印象很深，你是作为人才挖进来的，但是，过去你只是爱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今后就不行了，你得把艺术摄影转为新闻摄影哦！”对此，我没表现出丝毫的胆怯，反而觉得找到了归宿。
《星光集》收集的“获奖消息”
部主任发给我一套“尼康FM2”（上世纪一款摄影记者必备经典相机），告诉我，研究一下晚报图片的特点，就去拍吧！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到报社刚一个多月，领导突然安排我去云南采访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一下慌了手脚，但定神一想这又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好机会。最初体委只给晚报一个名额，后来报社又争取了一个名额，由资深体育记者赵士斌领衔组成了今晚报赴一线报道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采访，出发前领导最关心的就是在当地能否顺利发稿，那时报社还未使用数码相机，因此不但要带足了照相器材，还要带着一套“活动暗房”，也就是说要在当地自己冲卷、做片。
年11月在云南采访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留影
在采访的十几天里，我按照比赛日程表来来回回地赶场拍摄，回到宾馆赶紧冲卷。暗房设在卫生间，显影、定影液也都是现配的，洗漱台上架起放大机，灯泡用我儿子的红领巾包起来，就这样，每天把冲好的底片带到新闻中心向远在天津的今晚报传输，为保险起见，我还分几次把放大好的精选图片，通过快递及时发往报社，这次任务总算没有出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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