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心里有些打鼓。
这题目，是不是有点敏感？
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其实，没有必要紧张，
更不要作太多的联想，
这篇文章，早已公开发表，
刊登于25前的《经济日报》。
当此时也，我们的总编辑是老范，
一位令人尊敬的老报人，
为了培养年轻编辑记者，
破例让我开了一个署名专栏，
取名《詹国枢每月经济分析》，
每月写一篇，
全发在一版！
这篇25年前的东西，
反映的是当时现状，
时过境迁，情况已变，
当年发展势头良好的市场类报纸，
如今安在哉？
沧海桑田，令人不胜感慨系之矣！
我们需要这么多报纸吗？
詹国枢
中国的报纸，越办越多，越办越“细”了。
以经济类报纸为例，中央办了一份《经济日报》，作为*中央、国务院指导经济工作的舆论阵地。
全国不少省市，纷纷仿效，陆续办起了各省《经济日报》，有的不但字体与邓小平题写的《经济日报》无异，而且在报头下公然注明：××省政府机关报。
综合报如此，专业报亦如此。中央各部委办，几乎没有不办报的；各部委办了，下面各省厅局也得办，甚至，有的地市也照样办……
报纸多了好不好？
按理说，报纸多了，“市场”丰富了，读者选择的余地大了，当然好。
不过，当今中国的事情，往往办着办着就走到事情的反面去了──报纸多了，
读者选择的余地不是大了，反而小了！
啥原因？因为全国各地纷纷开张的各种报纸，绝大部分都是“机关报”。
“机关报”者，由某一行政机关主管和主办的报纸也。“机关报”在发行上，无不具备有两大特征：
一曰“指令订报”，
二曰“公费订报”。
所谓“指令订报”，即办报的“机关”，每年都要发下“红头文件”，要求下级各系统各单位必须订本机关报”，否则如何如何，将会怎样怎样。
所谓“公费订报”，则是下属各系统各单位，每年都从办公费用中划出一块，给这科室那科室这头头那头头，订阅若干“机关报”。
问题是，我们各系统各单位每年的办公费用就那么一点，能“划”出的订报费，也就那么一点。扣除物价上涨指数，其绝对数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只会减少。
而我们的“机关报”呢？愈办愈多。
于是问题出来了：分子，没有增大甚至愈来愈小，分母呢，却是愈来愈大，愈来愈大……
结果只能是，每一份“机关报”所能分到的份额，必然愈来愈小。
为什么近些年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没有哪一家发行量不呈递减之势（有的甚至数年间跌到不足三分之一）？其源盖出于此。
报纸愈办愈多，竞争愈演愈烈，每年“发行大战”中的故事，也就愈来愈奇怪愈来愈离谱：
──有的将发行与税收、工商、治安等执法部门“捆”在一起，要上税、要办照吗，对不起，先订报吧。
──有的把发行与宣传报道“绑”在一起，贵单位要报道吗？对不起，先订几百份报纸吧。怎么，企业亏损？企业亏损不正需要报纸帮你走出困境吗？来来来，先填单子，再说别的！
──有的对掌握“订报权”者许以若干“好处”，多订多奖，保证兑现，可拿奖金，可得奖品，可游三峡，甚至可出国旅游！
──有的公然发文在订报上搞“搭售”，倘若不订A报，则不许订B报C报D报
这一招，真有点让咱们大力宣传“不许搭售”的报业同行汗颜……
以上这些，在新闻界可以说是不成新闻的新闻。
设身处地替“老总”们想一想，不这么着，他怎么办？
可反过来替下面想一想，“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一个基层单位，往往要从各条条各块块以及行政、治安、环保、税务、工商等等方面受到若干“机关”的管理和制约，每个“机关”都下文要求“必须订报”，下面受得了吗？
湖北某市一个单位，去年发行季节接到的各种文件、通知和批示达件！
山东某农业县，人口不足百万，去年订报费达万元，人均超10元。订
报已被视为“新的摊派”，引起农民强烈不满。
一方面是报纸愈办愈多，另一面是“公费”愈来愈少；
一方面是“文件”愈发愈多，另一面是“指令”的作用愈来愈小
──这就是摆在我们从中央到地方若干“机关报”面前无可回避的严峻现实！
怎么办？宏观调控，禁止或者限制下面各“机关”纷纷办报？
主意是不错，实行非常难。成百上千报纸已经“生”下来了，要让谁“死”，恐怕比让国有企业“破产”还难！
可不可以改变思路，积极应变自己救自己呢？浙江日报和新华日报（均为省级机关报）于数年前办起了钱江晚报和扬子晚报，不争“公费订报”这块蛋糕，改而去吃“自费订报”这块蛋糕。
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张子报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均已大大超过母报。“儿子”养“老子”成为现实。
倘若把视野向“自费订报”这个领域展开，你会发现一个广阔的空间：员工仅余人的上海新民晚报，去年广告收入达2．8亿元，纯利超亿元，人均创利超过20万元！羊城晚报、北京晚报、今晚报……日子都过得非常滋润。
从一个角度看，我们的报纸确实太多，前景堪忧；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的报纸又嫌太少，前景看好。
当今中国报业，正面对这样一种奇怪而又耐人寻味的局面。
（原载年2月6日《经济日报》）
詹国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