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手表厂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周文霞、赵国望合影
年10月，海鸥表业集团把我们这批年高中毕业就进厂的学子们迎到在空港经济区河南路号的新厂——我们入厂整整一个甲子了。厂领导组织了部分职工与我们座谈，让我们讲讲新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的历史和老一辈创业者的故事。
中国第一只手表的诞生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像天津的亨得利、美华利、九华等表店摆在柜台上的都是洋表，表店里有些会修理表的能工巧匠。另外，也有些个体修表的店铺。当时，各行各业都成立了工会。那时，周恩来总理号召“各行业都要行动起来，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努力填补国家的工业空白”。
年4月20日，以“美华利”为首的几个表店首先联合起来，研制出了不带宝石钻，全部不依赖进口部件的“国华”牌秒表。这让“亨得利”系统的表业工人坐不住了。表店的张书文喊出了“我们要制造手表”的口号，他找到了华威钟表厂的杨可能。杨可能曾在烟台钟厂制造过钟，他当时是华威钟表厂的公方代表。他与厂里的资方进行沟通，并向上级做汇报，得到同意与支持。
于是，华威钟表厂的领导抽调厂里的王慈民、调来孙文俊和江正银，抽出两台旋制手表配件的小车床，一台小钻床和一台小铣床，还有一台可旋又可铣的一尺“小板车”，专门用于制作齿轮件——细到头发丝般的手表零件，师傅们戴着放大镜用它加工旋制；在车床上安装了一个分度盘，在刀架处安放一个立铣刀架，就可以给手表零件分度铣齿。夹板上不同位置的凹槽靠立式小铣床连着一个放大模型，就可仿铣出来。那时的孔加工就靠小钻床。当然，这些最原始的设备也是由国外进口的。杨可能让出他自己的办公室。就这样，大家在简陋的平房里开工了。
当时，大家要仿制的是瑞士的“罗唐纳”15钻手表。我进厂时，曾在湖南路的手表车间见到张书文，他用一尺长小车床旋制肉眼几乎看不到的手表小零件。我看到江正银头戴寸镜将手表零件装配成嘀嗒作响的“五一牌”手表。江正银曾对我们讲，当时孙文俊试做夹板件和外观件，张书文负责传动件，王慈民做杂件，他负责装配调试。制作好的传动件和杂件，他先往拆卸的进口夹板上装，过关的零件又往孙文俊做的夹板上试，真是没日没夜地干。
对于当时的历史，笔者与江正银闲谈时，他跟我说过：“年3月24日，第一块咔咔作响的手表走起来了，我们真高兴，起个什么名字呢？我们想到了国旗，我们就在表盘上用四个小红五星托起了一个大五星，下面印上了中国制造，起名‘五星表’。杨可能迅速将这一喜讯上报。第二天，天津工人日报社的记者就赶来了。3月26日，我们四个人的照片和我们那间简陋的平房照片就见了报。这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一鼓作气，五一劳动节前夕又造出五只手表。我们向劳动节献了一份厚礼，正式定名为‘五一表’。”
筹建“天津五一表厂”
陈云副总理从年3月26日的《天津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我国自制手表”这则新闻，指示天津要扶持壮大这个产业。接下来，试制队伍扩大了，年正式挂出“天津市手表厂筹备处”的招牌。手表试制组的人员在湖南路10号的一个二层楼民宅里组成了手表车间，在吴家窑新村抽了几间房由王慈民领衔成立了工具车间，在河西的土城，将已产出“国华”牌秒表的公私合营厂并到手表厂筹备处，作为秒表车间。以秒表产品的生产支撑着手表的小批量试生产。
我们经过简短的入厂培训后，我被分配到秒表车间。那时整个筹备处的人员加到一起不足人，手表年产不足只。
年，苏联同意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发展手表业，也同意我方派人员到苏联表厂学习。王慈民等人就去苏联学习了。天津市委还将红桥区丁字沽的“市委*校”腾空，划归给手表厂。我们分散的三个车间也集中到那里，筹备处的招牌换成了“天津五一表厂”。
苏联专家来了，使我们真正懂得了产品设计、工艺、工装，懂得了手表的齿轮是摆线型齿轮，懂得了手表夹板的孔加工不仅要钻孔，还要使用模具粗冲、精冲，才能保证孔与孔的相对位置。通过学习，我们终于可以生产所有的手表部件了。但这时生产的，是由苏联专家按苏联“基洛夫”表厂的制表工艺改进的五一表，我们称之为“机芯加厚的五一表”。为了让这个产品成长壮大，市领导还请苏联专家帮我们选正式建厂的新址。
自力更生，扩大产能
谁承想，水上公园的复康路新厂址刚选好，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了。留下的难题，是我们这些老工人跟一帮大学毕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的技术员们，在杨可能厂长的领导下解决的。
总工江达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厂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接下了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后遗留的一堆问题，带领技术人员继续完成“五一表”的改进设计，使“五一表”由17钻增至19钻。后来，厂里的能工巧匠制造出了铣刀、滚刀、模具，也仿进口样机制造了加工手表零件的一些设备，建立了自己的技术队伍。
这样一来，我们很快具备了批量生产手表的能力。经轻工业部组织技术鉴定，质量达到当时瑞士“英纳格”水平，批准产品批量投放市场。毛主席接到轻工部送达的中国第一表鉴定的报告后很欣喜，做出了“手表要多生产一些，价格要再低一些”的重要指示，让国家加大支持发展天津手表工业的力度。为此，市里组织了会战，让本市一些机械制造厂协助制造仿进口样机，造出一些加工手表零件的设备。这才扩大了产能，使手表很快成批量投入市场。
我的学习和成长之路
后来，我被抽调到手表车间的自动车小组。那时我在天津大学读夜大，白天工作，晚上到八里台的天津大学听机械制造专业课。记得有一次，天下大雪，我放学一看自行车带瘪了，晚九点多了，我只好推着走。到大半夜，我才回到厂里，让跟我同宿舍的老师傅担心了。
后来，为保证生产零件的互换性，厂里组建计量室，我又被派到市计量管理所接受培训。再回到厂里，我就被调到江正银为科长的检验科，和一位叫张理基的老八级工师傅一起支摊，在厂里组建了计量室，负责全厂使用的测量用具和测量仪器的检定维修工作。
那时，我曾仿制进口的量仪绘图，制造了能安装千分表测量手表夹板不同厚度的立式测量表架，得到了一个笔记本的奖励。我这个笔记本，后来密密麻麻记了有关钻头、切刀、公差配合、量具检定、仪器调修等的业务笔记。它记录下了我在手表厂每个岗位上刻苦学习的点滴。这个本子在手表厂建立“海鸥博物馆”时被征集走了。现在，它在博物管橱窗里，被当作我们那一代创始者努力拼搏和学习的见证。
我们的成长离不开领导的培养和老师傅的“传帮带”。当时，厂里进口的测量零件坚硬度的硬度计坏了，我们到市计量管理所求救。市计量所的技术人员也没见过这样小巧的硬度计，同意试修，但不打保票。杨可能厂长听到汇报后就说：“小那子，与其让他们练手，不如我们自己探索，我们自己干吧！”他派杨明远工程师牵头，和我的师傅与我一起攻关。我师傅心灵手巧。我们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点下，把这台仪器修好了。我也把维修图和过程记录下来了。后来，我师傅又借用我学到的一些光学知识大胆地用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照相机机头，加上一些幻灯机镜片和几个反光镜，仿制出了进口的投影仪。制作过程中，我跟着师傅一起干车工、铣工、钳工，学到了十八般武艺。
后来，领导又派我到天津大学旁听有关光学设计的理论课，并让天大精仪系的老师帮我们设计正式的投影仪镜头。这样，我跑光学制造厂请他们帮助制造投影仪的光学零件时，能和他们“对话”了。我自己也能设计绘制图纸了。我们自己组装镜头，加工机械件，自己调试，造出了十几台装配车间急需的检测专用“双屏投影仪”，也制造了几台国内买不到型号的投影仪，满足了扩大生产能力的要求。这些投影仪，有的至今仍发挥效能。
作者当年在计量室工作
从“东风”到“海鸥”
年，我的师傅被抽调到研制我们自主独立设计第一款手表的试制小组。那就是后来问世的“东风”牌手表。我就承接了全厂量具量仪管理和维修的管理担子，带领一班人按照杨厂长的“管、检、修”指示，为企业进入全国强的ISO质量体系认证做了应尽的职责，同时也承担了厂内进口机床中的光学结构部分的维修任务，成了手表厂这一行当里的行家里手。
年，国家决定让东风手表出口，参与换取外汇。因为“东风”这个名字政治色彩太浓，李先念副总理建议将这个牌子对外改名为“海鸥”，并予以商标注册，让它展开翅膀到国际市场上飞翔。年的三八妇女节，我们手表厂又研发出了第一只符合国际标准的女表，并陆续生产了“海鸥”日历、自动、双日历等附加功能的手表，在国家质量评比中，荣获了很多第一。“海鸥”手表被誉为“中国第一名表”“中国计时之宝”，先后行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海鸥”手表厂最辉煌的时期，职工人数多人，年产各种手表多万只。
出口的海鸥表
走出低谷再腾飞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电子表异*凸起，市场供求关系急剧变化，加之国有企业体制弊端等因素，整个手表行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表厂倒闭了。“海鸥”手表厂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后来，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越生产越赔钱，下岗了两千多人，手表厂几乎全线停产。这时王德明临危受命，被调到厂里当领导。他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表厂的，深知给他这副重担的责任。他说：“海鸥发展到今天，倾注了几代海鸥人共同的心血，天津的手表产业和‘海鸥’这个品牌，绝不能从我手里丢掉。”他深知这个厂的老工人有多年的技术底蕴，有不怕吃苦的光荣传统，基础设施仍有优势。
他反复研究市场，看到瑞士仍坚持机械表的生产，没有被冲垮。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机械表复苏中闯出一条生路。那时资金困难，银行都不给我们厂贷款了，他带头减薪，让留下来的职工勒紧裤腰带，当时不论干部还是职工每月仅发元的生活费。我经历了那段困难岁月。
王德明与留下来的职工一起筹资，并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发房地产，用筹集出来的资金果断购进一些最新的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并利用现有设备承接外来加工业务。他挖掘技术优势，把一部分已下岗的老技术工人请了回来，协助破解设计和制造上的难关。终于，一款较高水平的新自动日历手表问世了，转年产出的机芯全部净销。这一下子，盘活了企业，显示了科技让企业腾飞的能力。
因为当年的东风表，是靠手摇计算机和三角板绘图仪进行设计，绘制的图纸要晒图，要制作模具与工装设备，还要为之加工机床、设计凸轮……一个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没有几年是完不成的。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就能将设计的图纸在计算机里完成数据计算、模拟组装，在计算机指令的操作下就能产出零件。如此一来，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只需几个月时间。而且，销售方面也更加灵活：不需构成大批量，只要有客户，几百只都能签合同，立即制作。
科技的发展使企业跟上了时代的快节奏，使高档产品不断问世。到5年，海鸥手表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功能自动表”“陀飞表”“万年历”相继问世，后又设计出“双陀飞”等十几个系列、上百个品种，应对竞争的市场，并将石家庄、烟台、大连等几个濒临倒闭的表厂整合，扩大产能。当时的海鸥手表厂，在研发能力、制造技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和出口等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而且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达到90%以上。“海鸥”已成功在瑞士开设了9家专卖店，并继天津“海鸥表文化艺术沙龙”“杭州海鸥表专卖店”之后，开设了香港“SEA-GULL海鸥表TOURBILLON（陀飞轮）”专卖店。“海鸥工业园”建设也被列入本市20项重大工业项目，要在空港开发区建新厂。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8年4月，我们自主设计并生产的手表参加了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一家公司投诉我们的“双陀飞轮表”关键部位抄袭了他们的专利设计，限时让我们提供证据，否则将面临“当即清场，来年不准许参展”，并将被要求索赔等处罚。但是，经过瑞士专家严格的鉴定，我们的“差动结构”中并没有涉及瑞士的“行星轮”专利，不存在侵权。这反而让“海鸥”名声更响。现在海鸥手表已和珠宝联系在一起，高档的海鸥表曾卖到上百万元。
新时代，新征程
5年，厂里与今晚报社联合组织了纪念中国第一只手表诞生50周年征文活动，让大家写一些回忆录的文章。我写了《“和平”笔记本——我们那一代努力拼搏进取的见证》，被入选五十年厂庆征文集《我与海鸥》书中，并被推荐到《今晚报》刊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就要来临之际，我也到了耄耋之年。我接受了天津卫视台的采访（天津卫视台4月20日在“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栏目中，以《海鸥:我的中国心》为题播放），让我讲述老一辈创业者的故事。
我最好的年华，我夕阳的余晖都奉献给了手表厂。我从18岁入厂，一直在这里工作到72岁。我再一次回到我曾为之奋斗的工厂，百感交集。这里现已被国家认定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科技创新示范企业”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见到了新一代的开发者，赵国望、周文霞这些年轻的后生挑起了新产品设计的重任。李家琦这个工匠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我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了他在手表的表盘上制作的“润世双鱼”手表——两条水墨鱼围绕着表心，在表里“遨游”，尾巴还轻轻摆动。他在表盘上还嵌入了能缓慢开启的解放桥。那是他为展现天津风貌而制作的工艺品手表。
我和他们攀谈，他们对我讲述了市委书记李鸿忠到厂调研时对他们的期待：“立足产业优势，大胆解放思想，对标瑞士标准，在补齐当前短板的基础上规划手表机芯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和转型升级步伐。”他们还向我介绍了海鸥手表厂借“一带一路”之势扬起的发展之帆：海鸥表为国际米兰周年生产限量表，赴印度推进手表合作事宜……
年10月20日，我和我厂的苏鑑受天津市收藏协会钟表相机专业委员会姜文博会长的邀请，协助接待加拿大来的中国表收藏专家。通过翻译，我们知道其中一位中国表收藏专家，从巴塞罗纳买到一只中国产东风表后，发现其外观和机芯都不次于瑞士表。此后，他爱上了中国表，到处收购收藏中国表。当时，他已搜集了多只。他向我们举起了自己的手腕。他戴的手表就是东风牌手表。他说：这只表走得很好。他收藏中国表在加拿大已居首位。我们向他介绍了天津手表发展史和天津表的国际地位，他听后很兴奋。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手表如此热爱，使我们深受鼓舞。
年工友们在复康路厂址大门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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