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星，天津援疆民丰工作组组长，作为天津对口援疆干部来到新疆和田民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入疆近2年多以来，民丰组工作中上下一心互为臂膀，生活中亲如一家彼此照应，以赤诚之心援助边疆，那些有苦有笑有爱亦有感动的故事，渐渐在大漠戈壁上流传开来。
今晚报记者7月来到民丰县，专访周正星，从家庭、帮扶、工作等方面，深入了解了到以周正星为代表的天津援疆干部感人一面。（今晚报新媒体记者左山赵瑜文并视频）
03:54相关新闻链接：天津援疆干部在民丰的故事引自和田零距离兄弟卖枣的故事周正星和杨玉建是“石榴组”的黄金搭档，入疆前，周正星是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玉建是宝坻区尔王庄镇党委副书记。两人去参加援疆动员会恰巧同时到场，周正星问杨玉建，要去和田哪个县，杨玉建答：“民丰县”，周正星伸出手来说：“我也是民丰县”。略带戏剧性的“第一面”让他们彼此给对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到民丰后，二人在援疆楼里住对门，周正星住，杨玉建住。“只要在援疆楼，我们俩是不关门的，这样说话方便。”杨玉建说，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成了有商有量的好兄弟。为了尽快了解民丰县的情况，这对“对门搭档”开始了漫漫下乡路，杨玉建说，没来到新疆就不知道什么叫幅员辽阔，民丰县境内最远的安迪尔乡距离县城公里，去安迪尔乡通常会捎带着去一趟有“沙漠第一村”之称的“亚瓦通古孜村”，距离县城公里。下乡时两人早上8点出发，一趟回来，一天就过去了。没多久，民丰县各乡各村的百姓都知道县里来了新的援疆干部，瘦高个的周副书记和圆脸盘的杨副县长总是一起出现，有什么实际困难就对他们讲，不用有任何顾忌，乡亲们见到周正星和杨玉建都很亲切，但周正星和杨玉建自己的心情却是越下乡越沉重。“‘亚瓦通古孜’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听这个地名你就知道，这地方有多偏远。我们去村民家里走访，要是泪点低的人，看见那样的家能哭出来，实在是太穷了。”杨玉建说。通过精准扶贫，民丰县已于今年11月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是南疆四地州中第一个摘帽的县，但周正星和杨玉建深知，摘帽与致富是相去甚远的两个概念。该怎么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这个问题他们不停问自己。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工业基础薄弱是民丰发展滞后的客观原因，信息闭塞导致致富观念淡薄则是贫困的主观原因之一，大多数当地人每年忙完了地里那点活就无事可做，青壮劳力也赋闲在家，为了给大家树立勤劳致富的观念，周正星和杨玉建特意组织了一场交流活动，带领13位维吾尔族老乡到北京、天津开阔眼界，“我们带维吾尔族老乡参观宝坻县的一家企业，当听到企业负责人介绍一个月能挣5千到1万时，老乡们特别诧异，企业负责人说，干就有回报，这句话对他们触动很大。他们回来就开始对身边人讲自己的见闻。”杨玉建说。在这次交流活动中，周正星和杨玉建还安排了一些特殊环节，比如第一站先去北京看升旗，然后乘坐高铁到天津，他们希望让维吾尔族老乡们了解到祖国已多么强盛，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援疆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加强民族团结。前方指挥部要求援疆干部与维吾尔族老乡结成亲戚，定期上门探望。干部们结的亲戚大多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基本都不会说汉语，杨玉建便下载了一个维吾尔语翻译软件在手机里，即使翻译没有随行，他们也能和亲戚们聊上几句。杨玉建的手机里保留着一条短信，是他的维吾尔族亲戚阿力普发来的，阿力普想问候杨玉建身体如何，因为汉语不好，身体写成了“神体”，逗得杨玉建哈哈大笑，但心里却暖暖的，“他家里条件不好，我们帮他解决了一个大棚，经济来源一下有了着落，他特别感激。维吾尔族老乡见了援疆干部都非常热情，语言不通不影响我们交流，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来帮助他们的。”因为结亲戚，周正星还多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儿。阿依罕·图尔逊一家是周正星在民丰结的第一户亲戚，得知在天津市河东区上学的维吾尔族学生中，有人家在民丰县，周正星第一时间入户探望，阿依罕家是低保户，周正星每次去除了要买些水果、米面，还会打开手机让阿依罕和父母视频聊天一会。今年夏天，阿依罕考取了四川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正星，在阿依罕的心里，这个汉族叔叔早已是她的阿塔（维吾尔语“阿爸”）。1年来，周正星和杨玉建找项目、找资金、搞建设、搞交流，而最近，这两人化身“卖枣兄弟”，逢人便说“买点大枣吧”。杨玉建捶捶自己的脑袋说：“我们俩这脑袋里现在，都是大枣。”周正星坐在一旁，摇摇头，笑了笑。民丰县今年大枣大丰收，全县产量2.5-2.8万吨，几乎是往年产量的一倍。产量增长，收入反降，收枣贩子借机压价，阿克苏的通货大枣竟然已出现3.5元/公斤的畸低价格，农民血本无归。只要一说起这个价格，杨玉建就会真的动气。前方指挥部要求各县全力帮助老乡们为大枣找出路，周正星和杨玉建的目标是让民丰一颗枣也不剩。民丰组首先开展内部认购。“我们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前方指挥部没有明确要求数量，但我们组没人认购少于公斤，而且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一点我和老周没想到，特别感动。”杨玉建说。两批认购下来，仅民丰工作组就认购了不少于8万元的红枣，全部是援疆干部自掏腰包。周正星和杨玉建之所以卖枣卖到走火入魔，是因为担心农户会将枣树砍掉，他们已耳闻有人要砍掉枣树改种棉花，心里如坐针毡，“和田大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砍了树种棉花，万一明年棉花又卖不上价，再回头种枣树，可不是一两年就能结果的。保住枣树就是保住民丰的稳定。”但他们也深知不能总靠“杀熟”找销路，两人已在积极筹划大枣合作社，“有了合作社价格变动就不会那么大，一挂果就签约，再无后顾之忧。包装箱上标明价格，经销商不能随便涨价。把产业规范起来，让农户挣钱，经销商挣钱，让消费者吃到真正的和田大枣，一举三得。”周正星和杨玉建的挂职任期是3年，剩余任期内，建好大枣产业链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上一批入疆干部交接时曾对他们说，去了别做大事，就做小事，给民丰人的口袋里装点东西，这句话他们一直记得。“急诊室”的故事民丰组14人中有6人是医生，由本批年纪最大的援疆干部崔玉宝（54岁）带队，崔玉医院副院长，主外科，其余5人苗振立挂职产科，雷永军挂职外科，刘振岳挂职中医科，刘英男挂职泌尿外科，张立华挂职内科。崔玉宝绰号“老援外”，他援过非，援过藏，这一次又主动请缨来援疆，“与非洲、西藏比，民丰的硬件条件不算差，但医疗水平比内地要落后一二十年。”崔玉宝说。6个援疆医生都不是急诊科大夫，但每有重症入院他们都要随叫随到，急诊室的故事，随时上演。6人中自带话题属性的首推苗振立，他是一名男妇产科医生。入疆前，医院科教科科长，入疆后他希望做回自己妇产科临床的老本行，但医院的领导有些顾虑。“他们担心工作会难以开展，担心当地人不接受男妇产科医生，但是整个县只有六七名妇产科医生，确实缺人手，最终同意让我试一试。”生活中的苗振立说话声音不高，慢条斯理，可一旦上了手术台，立马就换了雷厉风行的画风，他手中的那把手术刀守护了许多维吾尔族妇女的生育平安。前不久一名产妇产后大出血，出血量达-cc时还没止住血，民丰血源不够，最怕术中大出血，医生们考虑切除子宫，苗振立听闻从另一台手术赶来，决定再尝试一次保子宫，“这个产妇是头胎，以后应该还想要第二胎。”最终，通过子宫动脉结扎，严密缝合，产妇的子宫保住了。迄今为止对雷永军触动最深的一幕，是一名维吾尔族妇女拉着他的手，表情痛苦地说出“手术”二字。那天夜里，他接到库尔医院，看见病床上躺着一名刚生产1天的产妇，新生儿躺在她的身旁，“手术”二字是她仅会的汉语，她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天津来的专家身上。“产妇是并发急性胆囊炎，高热39.5℃，腹痛，我有些拿不准，于是请求崔院支持。”雷永军说。按当地医生的想法，这样的病人应转去和田，但崔玉宝和雷永军都觉得不可行。“正常人的血白细胞值应该在-00/L之间，这名病人的血白细胞值是0/L，这说明她的炎症非常严重，转院路上一旦胆囊穿孔有生命危险，且产后激素易导致出血，所以这个病人必须留在当地做手术。”崔玉宝说，他坚持不让病人转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在当地做手术报销比例更高，在这个人均年收入达元就能脱贫的地方，一场病多花几千元完全有可能返贫。病情讨论完已是凌晨2点左右，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医院已经5年没做过这样的手术，院里没有手术必须的T型管，此时又有人提出转院，崔玉宝灵机一动，派出救护车去和田取T型管，这一边病人先上台手术，手术进行到需要T型管的环节时，医院。4小时后，手术结束，术后3周，病人顺利拔管。一天，一位70多岁的维医院，经诊断为脑出血，入院时肢体活动障碍，意识不清，这样的病患如送往和田，途中会有危险，张立华带领医生们全力抢救，好在病人对药物非常敏感，两周后，老人已恢复得很理想，2个月后完全康复。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医院送来了一块汉维双语的感谢牌匾。刘英男和刘振岳的到来对民丰县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刘英男是民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泌尿外科医生，刘振岳则是民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科班出身的执业中医科医生，他们的到来为当地一部分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带来了曙光。民丰水质硬碱性大，泌尿外科疾病发病率偏高，但一直没有专科医生，刘英男到来后，泌尿外科接诊量出现井喷。“累”是刘英男入疆后最深的体会，此前他想象的援疆工作是带着年轻医生做做手术就可以，来了才发现连下尿管这种最基础的工作也要做，因为大夫们实在是忙不过来。医院的中医科负责人西医出身，下面的3位医生都没有获得中医职业资格，虽然刘振岳谦虚地称自己的工作最平淡，科室里既没有手术也没有重病人，但实际上他帮助很多人提高了生活质量。当地的骨关节病、风湿、类风湿发病率都不算低，因不具备手术条件，很多人常年生活在疼痛中，刘振岳用中医的针灸、按摩等手法帮助病人缓解疼痛，在有限的条件中让他们尽量舒适地生活。许多维吾尔族老乡没见过针灸，第一次治疗之前非常排斥，刘振岳不会维吾尔语，只能静静站在一边等着维吾尔族医生给病人做工作，只要病人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他一次就能用手中的银针令病人信服，从未失手。平日里6位医生在各自的科室里忙碌着，遇到棘手的病例，他们便立即组成医院最豪华专家团，协同作战。今年5月底，一位82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在医院接受了卵巢囊肿切除手术，这台手术，6名援疆医生全部参与。老人卧床多年，体质较弱，全院会诊后医院从未给如此高龄的老人做过手术，不敢麻醉。说服麻醉师后，手术确定由苗振立和刘英男主刀。崔玉宝全程在台下指导，随时准备上台协助，雷永军全程观察，肠管部位出现外科情况，立即上台协助，张立华做内科支援，随时应对术中突发的心肺问题，刘振岳前程待命，做外部支持。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从开口到关口仅用了1个小时，术后老人苏醒了2个多小时，张立华和几位医生一直等到病人苏醒才放心离开。崔玉宝对大家的要求不只是救死扶伤，更要尽量帮助民丰的医生提高业务水平，“最好的支援是培养一批带不走的队伍，这样以后我们离开了，心里也能踏实。”“超人老师”的故事民丰组里共有4名援疆老师，由挂职民丰县寄宿制初中副校长的王志刚老师带队，王志刚教物理学科，张宏伟教语文学科，张树先教英语学科，袁金慧教数学学科。所有援疆老师都要面对两道难题，一是学生基础较差，二是语言交流困难。王志刚去八年级听课时发现，有些学生非常认真，但目光里没有知识层面的交流，了解后得知，有些学生超过入学年龄很多年才入学，当时按照年龄编入相应年级，这导致一部分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虽然坐在八、九年级的课堂里，知识水平却仅相当于一、二年级。“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可说的，必须解决，课下给他们补，从拼音开始补，从a、o、e教起，有问必答。”王志刚说。张树先在天津主持过大英三四级口语考试，朗读可以模仿录音带，却在课上被学生指发音不标准，“他们以前听到的一些发音给他们造成了错误的印象，我需要纠正这些错误，给他们正确的示范，现在有些孩子的英语水平已经很不错了。”袁金慧来民丰前是信心满满的，“我觉得以我二十多年的教龄，教学肯定没问题。”结果到了民丰上了几节课后，袁金慧险些崩溃，“全班36个人，平均分21分，没有人及格，全班最高的两个分，一个54分，一个51分。我这还不是最差的班，还有的班平均分十几分。”袁金慧迫切地想要提升班级成绩，但却有劲使不出来，因为学生们听不太懂她说什么。“一个班全是维吾尔族学生，只有少数学生可以完全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得把语速降得特别慢，再借用课件、教具等各种方法，挖空心思让所有学生们都明白我讲的内容。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起立喊‘老师辛苦了’，我心想，是真的很辛苦啊，这里的一节课比在天津的三节课还累啊。”4位援疆老师都是学校的学科组长，平日里要教课、听课、评课，周末还有额外任务，即教学校的维吾尔族老师说汉语。维吾尔族老师们二声、三声念不标准，念四声尾音拐着弯，援疆老师们不厌其烦地反复示范发音，没人抱怨一句苦和累。征婚的故事李广均最近有点烦躁，头发略显凌乱，总是皱着眉头，组里的其他人都安慰他不要太着急，作为民丰县发改委的副主任，他的工作是督促各项建设项目的进度，眼看进度总是比计划慢，广均不由得上火。民丰组里除了周正星和杨玉建，还有4位行政干部，分别是挂职民丰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王尧，挂职民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振超，挂职民丰县住建环保局副局长的陈影以及李广均。第一天采访时，王尧和陈影都缺席了，王尧下乡到凌晨才回来，陈影去局里值夜班走不开。行政干部的工作不比技术援疆干部，能清楚地举出一个个案例，讲出一个个故事，他们大多身处繁杂的行政事务中，对天津与和田之间的差异感受更为深刻。“我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内地接触不到的情况。”来自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振超告诉记者，在天津时，他主要负责商事案件的审判工作。陈影原本的专业是公路养护，到了民丰，他的分工变成了住房建设和环境保护，“边干边学吧，跟着下工地，学怎么盖房子，学建工业园区，学棚户区改造。”陈影腼腆地笑了笑。32岁的王尧长着一张娃娃脸，他是主动申请援疆的，对于这个决定，家人起初不理解，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其处于危险的第一线。入疆后，王尧对家里报喜不报忧，家人对他援疆的态度由不理解渐渐变为支持。他也是民丰组里唯一一个不住在援疆楼的援疆干部，而是住在公安局宿舍，24小时值班。王尧是个有心人，办案过程中他发现基层民警缺少法律业务书籍，便找到自己在人民公安出版社的师长，协调来价值7万余元的业务书籍，对方对王尧的援疆工作给与了大力支持，不但赠书，而且“包邮”，令王尧十分感动。看到村里的一些孩子冬天还穿着塑料凉鞋，王尧心疼不已，他查到壹基金的联系方式，为亚瓦通古孜乡小学困难家庭学生申请了25个“温暖包”，又联系天津市公安局团委，对口助学帮扶了安迪尔乡小学40名贫困家庭学生，“这里的衣服很贵，内地卖几十块钱的小棉衣这里标价几百元，当地人根本买不起。”王尧说。王尧为别人操心，民丰组都为王尧操心，他是组里唯一一个尚未成家的援疆干部，大家都想为他张罗个对象，这样的小伙子，靠得住。不愿多说的故事采访时，周正星显得有些沉默，多由杨玉建为记者介绍各种情况，周正星轻轻地沏了一杯感冒冲剂，剩余时间大多低着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杨玉建说，周正星并不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他是有心事，他的父亲正在ICU里，但他回不去。此次采访，民丰组独缺张宏伟老师一人，他回津是去治丧的，他的父亲去世了。“之前他父亲脑出血，病情刚有好转他就回来了，张宏伟入疆前是河东区二号桥中学的语文老师，现在对汉语教学的要求高，张宏伟负责全校汉语培训进度的制定，任务很重。没想到回来两周，就收到了父亲病故的通知，他爱人身体不好，孩子才上幼儿园，家庭负担很重。”王志刚说，提起张宏伟，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杨玉建对妻子有很多愧疚，妻子怀二胎5个月时发生流产，他带队回津参加活动，住的宾馆与妻子病房仅一路之隔，但直到返疆，他也没能去见妻子一面。回来以后得知医院做活体检验，杨玉建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细问之下妻子才说，流产时查出一项指标奇高，怀疑是癌症。经历两次活检，前后两个多月，终于确诊不是癌症，杨玉建接到电话后，在新疆长长地出了口气。崔玉宝援疆前最担心的是父亲的心衰问题，“发病如果抢救不回来，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10月18日，崔玉宝真的接到了家人电话，其他人回忆，崔玉宝接完电话后，脸色都变了。领导让崔玉宝立即准备返津，但过了些时候，崔玉宝又来找领导，说他暂时先不回去了，家里来电话说父亲的病情稳定了，医院，出现危重病例年轻医生们处理不了。王尧的母亲在他援疆期间查出罹患癌症，第一次手术时，王尧回津做了短暂陪护，第二次手术时，王尧没有回去。刘英男援疆期间妻子因公出国3个月，10岁的儿子在“爸爸我想你。”他努力克制着，不让儿子听出自己的心疼。援疆干部可以定期返津探亲，但几乎没人能按时回去，雷永军和刘振岳两名医生入疆工作至今更是一次都没回过天津。抛家舍业，这几乎是所有奉献故事的必备桥段，听起来老套而乏味，但对于故事里的主人公来说，这些“光辉事迹”是他们真实生活，或主动或被动，或焦虑或痛苦，他们都得接受。援疆干部们不爱说“事迹”，他们更愿意说工作，那些琐碎的家务事会让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大家都一样，谁的家里没有负担，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张伟，女儿婚礼都没回去参加，这是多大的遗憾啊。”援疆干部们说。如果在知乎上开一个“援疆是种怎样的体验”的话题，援疆干部们的回复一定精彩纷呈。去采访援疆之前，我从未听说民丰这个地方，作为天津援助的和田东三县最远的一县，民丰的面积有6个天津全境那么大，人口却只有4万，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每年风沙天气长达天。沙暴来时遮天蔽日，一夜过去一个院子能铲出40多车土，那“一天2两土”的顺口溜也许并无夸大。民丰县城只有一纵两横三条主路，援疆干部们调侃打车3元钱就能逛遍全县城。在这里住久了，胡杨不诗情，戈壁不画意，被黄沙包围的孤岛中，忙碌和对家人的思念轮番占据着心灵的高地。民丰气候干燥，年降水量仅22毫米，有干部刚来时半夜摸到自己一脸血，吓得跑去卫生间一照镜子才发现是流的鼻血，在这里待久了，白头发越来越多，牙齿也日渐松动，人老得很快。天津从年开始对口援建和田，年派出第九批援疆干部，7年时间，天津先后向和田派出了近千名干部，还有大量志愿者，他们每一个人的到来都为边疆的建设增加了一块砖瓦，让边疆的老百姓离富裕的生活又更近了一步。这个时代总是反复消费理想与情怀，当镜头前的人们惺惺作态、不能自已时，真正的理想正在戈壁风沙的打磨中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