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晚报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此后半个多世纪，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告别乡土、迈进城市，但遇事“找熟人”“托关系”“分远近”的差序格局影响力犹在；21世纪，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志趣相投者的集结，特别是近年来基层社区在防疫工作中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的联结，让相对冷漠、疏离的“陌生人社会”逐渐转向“新熟人社会”。
本期“今晚调查”通过掌上天津App、腾讯问卷等网络平台，围绕市民对新旧熟人社会的看法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份。受访者从亲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向网络化的新社群关系迈进，主动拥抱“新熟人社会”。
案例一远亲不如社区近邻
网约车司机霍先生表示：今年的经历，让自己对“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有了新认识。
霍先生的女儿已成家，太太常去女儿家帮忙照顾外孙女，他自己则要抽出时间去探望、照料父亲和岳父、岳母3位高龄老人。
新冠疫情的出现让家人、亲戚之间的频繁往来放缓，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互助关系。“岳父、岳母住得近，能互相照应。我父亲快90岁了，脾气越来越大，还非不肯住养老院，一个人守着他的小公产房。有的时候我打电话，他要是没及时接，我都担心老爷子出点儿什么事儿！这两年每次有社区隔离的消息，我和我哥都尽量过去陪着他住，就怕他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参加核酸筛查、不知道囤粮买菜、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可以出门……今年我自己也给‘封’小区里了，我只好给居委会、片儿警都打了电话，还联系了住在那儿附近的一位老同学，指望老爷子万一有点啥事能找到人帮忙。过了一阵子，我发现老爷子也不理我、也不找我。打听过才知道，老爷子楼下有个租客，不知道什么时候俩人聊天就认识了。人家是社区志愿者，社区有什么事儿都不找我们了，全跟他联系！他楼上楼下跑动代办，特别妥帖周到。原先我还得带我父亲下楼做核酸，志愿者帮忙安排上门做核酸，还给老爷子送了爱心菜，很多方面做得比我们都要好。”
霍先生原本以为老旧社区的老居民不断搬离之后，邻里关系会日渐冷漠疏离，老年人的生活会孤独、无助，但亲切的社区工作者、热情的社区志愿者活跃起来，抵消了他的担忧。
“熟人”“关系”重要性下降
在全部受访者中，女性占62.26%，男性占37.74%；在年龄层次方面，19岁至35岁占33.02%，36岁至50岁占41.51%，51岁至65岁占16.04%，其他年龄段的占比偏低。
在过去，大部分受访者对于找熟人办事的现象并不陌生，办事项目集中在：就医（50.94%）、升学（45.28%）、找工作和职业变动（37.74%）、购房（37.74%）、业务拓展（27.36%）、商品或服务的推销（24.53%）等方面。有些办事事项的整体需求度较低，但违法、违规行为更易滋生，如在办事审批（14.15%）、违章处罚（13.21%）、招投标（16.04%）等方面找熟人、托关系，就会妨碍社会公平，扰乱竞争秩序，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
而如今，过半数（52.83%）受访者发现，身边“找熟人”“托关系”的风气正在退潮；40.57%的受访者认为此类行为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仅有6.60%的受访者从未发现过“找熟人”“托关系”的现象。此外，认为熟人关系对个人生活并不重要的受访者占比（47.17%）也超过了认为熟人关系对自己的生活很重要的受访者（39.62%），另有13.21%的受访者认为熟人关系是否重要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业缘关系活跃度较高
在被熟人求助的情况下，35.85%的受访者会根据所求事情的难易程度决定是否帮忙，24.53%的受访者愿意尽全力帮忙，21.70%的受访者要看双方关系的远近、交往活跃程度来决定是否帮忙，极少数受访者对此拿不定主意。
在受访者看来，所谓“熟人”“关系”的活跃程度和“好用”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呢？
从社交活跃度来看，业缘关系共同体之间的联络、互动更密切，甚至超过了亲友关系；而从托人办事的角度来看，亲缘关系仍然最受信赖，其次是师生关系，占比超过了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
趣缘关系超越“距离感”
在满分为5的情况下，受访者对找熟人办事满意度的均值为3.75，同时对经营和维护熟人关系的厌倦感均值也达到了3.51。近六成受访者较为厌倦经营所谓的熟人关系，近三成受访者对维护关系略感倦怠，只有一成多的受访者对此完全没有倦怠感。
如果可以通过智能技术、社会服务解决的问题，受访者是否还会考虑找熟人帮忙？调查结果显示：
相较于乡土气息浓郁的传统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人更强调“距离感”，希望在熟人之间也保持一定的生活和隐私边界。因此，需要频繁社交、用心经营、回报人情的熟人关系，往往让很多人感到压力和疲惫。与此同时，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循着相同的兴趣、爱好，通过松散的活动或者互联网结成趣缘关系，跨越“边界”、弥合“距离”，以此寻求新的精神满足和社会支持。
案例二有事在群里喊一声
小孟养了一只小狗“胡椒”。虽然不是宠物博主，但他每次在朋友圈发胡椒的照片，都能获得几十乃至上百个点赞，让他非常有成就感。今年居家隔离期间，小孟发现网购的狗粮送货延迟了，家里的狗粮也不知不觉消耗殆尽。他一边通过外卖平台寻找常用的品牌，一边在社区群里发出了求助信息。没想到社区邻居们迅速响应，纷纷私信询问他需要哪种狗粮，还有人表示家里有狗狗的零食和玩具，可以送给胡椒。“我知道社区有不少养狗的家庭，但不知道有这么多！”一位邻居大姐和小孟谈妥后，把自家储备的一整袋狗粮放进了电梯里。他立刻按电梯“取货”，不出单元门就解决了胡椒的吃饭问题。
直到社区解封后，小孟才在遛狗时和邻居大姐第一次见面。大姐不仅带他找到了一处非常适合狗狗玩耍的绿地，还介绍他加入了周边养宠居民的网络“小群”。
随着天气转凉，社区先后出现流浪猫、流浪狗侵扰问题。每次问题都是由普通居民在社区大群里提出，最终解决又都是由养宠业主的“小群”协商讨论，派出代表或志愿者主动和物业沟通协调的结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远离大门、车道和儿童活动区的流浪猫喂食点搭建起来了；4只流浪狗也先后被居民领养，从此成了有家的幸福“毛孩子”。
新社群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期间，网络社区群、楼栋群日渐活跃。预设满分为5，受访者认为新的社群关系在促进信息共享（3.94）方面表现最好，在加强邻里关系（3.77）方面也比较出色，在组织团购（3.67）、助医助老（3.64）、闲置物资利用（3.64）、提升志愿服务质量（3.59）、育儿照料（3.58）、科普辟谣（3.55）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相较而言，网络社区群、楼栋群在扶危助困（3.37）、心理疏导（3.32）、文体活动（3.31）方面还有继续提升功能、发挥作用的空间。
新熟人呈现全新特征
受访者对改善“办事必须找熟人”的风气有没有信心？
绝大部分受访者感受到现在“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有所改善。在关于其成因的讨论中，超六成受访者归因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与推广；超五成受访者指出现代社会人口流动、人际关系疏远，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不找门路也能办成事，越来越多的青年脱离了乡土社会关系等原因也很重要；近五成受访者认为智能技术、社会服务发展可以改善熟人关系滥用的现象，城镇化与市场化迅速发展也有利于瓦解传统、僵硬的熟人社会；四成左右受访者认为有效监管机制和途径的建立、依赖“熟人”办事的成本与风险越来越高，快速摧毁了“走后门”现象的形成机制；约三成受访者笃信任何关系都不可靠，只有靠自己才可靠。
相对于传统的“求人办事”，“新熟人社会”显示出全新的特征。近六成受访者认为，“新熟人社会”增强团结互信，展现人性美好，也省去了培育“关系”的辛苦之处；近五成受访者认为以社会为核心的新熟人关系中，志愿者群体活力提升，社区公益力大大增强；超四成受访者认为“新熟人社会”的互联网属性明显，办事公平讲原则；约三成受访者认为“新熟人社会”可以精简压缩互助步骤，帮助他人无需勉强，有利于群众参与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
为社区共建筑牢基础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相较于以利益为核心的传统“熟人社会”和邻里之间互不相识的城市“陌生人社会”，“新熟人社会”建立在法制和契约基础上，具有超越利益、追求诚信、满足人在精神层次上更高追求的属性。
“过去的人际关系，往往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核心；现在的人际关系，比较常见的情况则是以业缘关系、趣缘关系为基础。我们的学业、职业、事业带来人际关系的拓展，很多人因为兴趣爱好而结成相应的社会群体，互联网技术让人们可以跨越空间距离成为朋友，而在社区内部，无论是因为防疫需求，还是在基层治理的引导下，陌生人之间消弭了隔阂，因为共同的生活目标而携手前进。”王小波指出，“新熟人社会”的形成，有利于提升社区成员的黏合度，提升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提升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的水平，提升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以及公益事业的热情。
本报记者张译丹
本版制图杨丽莉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