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岁到14岁之间，我仅仅在12岁小学毕业时，拍了一张单人毕业照。那张照片，要独自乘长途班车，到异地照相馆去拍。妈妈不同意，我哭了一场才去成。现在想，幸亏我哭了，才有了这张黑白照片。
杜拉斯说：“如果没有小时候的照片存在，不能证明我那时活着。”是的，照片确实是生命的阶段性证明。
我有一抽屉旧照片，但不轻易打开它。这些照片，全是无PS年代拍的，相当一部分是黑白的。每次翻看它，动静很大，像是一个仪式。电脑里的照片随时可看，心理触动就没有那么大.。
三姨家有一张外公的照片。似乎越是旧照片，看上去越新。三姨88岁了，照片是外公年轻时样貌。推算一下，它至少保存了年，奇怪的是，仍崭新如昨。
我在暗房里，陪人冲洗过黑白照片，明白其中道理。只要相纸在定影液里泡够，在清水里又泡得久一点，照片夹在相册深处，它就经得起时间考验。黑白照片是否保存得久，端看照相馆师傅的工序是否确凿。
据说，在摄影技术起始的年代，垂死之人如果寿终在家中，亲属大都会请个摄影师来，帮他照个相。这张照片和死者的一束头发，会被保存起来以资纪念。所谓永垂不朽从来是假的，但照片可以让后人的回忆长久一点。如我爷爷没有留下照片，扫墓时就觉得是在扫一个象征。
俄国流亡作家纳博科夫，喜欢写旧照片，回忆录里写，小说里也写。
他的短篇《符号与象征》，故事核心之一是旧照片。有对老夫妻去精神病院看望儿子，这天是儿子生日。护士告诉他们，儿子又一次企图自杀，今天不能探访。老夫妇沮丧而归。那个老妈妈，半夜睡不着，起来翻旧影集。
每一张照片上，似乎都能找出儿子精神病的前兆。他还是个婴儿时，看上去就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受惊吓。4岁时在一个公园里，爱生气，怕见人，皱皱的前额。6岁时，开始画这长着人手人脚的怪鸟，开始像个大人，遭受失眠的痛苦。8岁左右，已经让人难以理解，害怕楼道里的糊墙纸，害怕书里的插画。10岁，这一年他们离开了欧洲，屈辱可怜。
老妈妈慢慢翻着旧影集，夹页里的零散照片不时掉落出来。例如，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在莱比锡时雇用的德国女仆和她的胖脸未婚夫；有一张是她姨妈，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小姐；有一张是儿子的表哥，现在是著名的国际象棋高手……
一本旧相册，就是一部家族史。有段时间，我动员爹妈搞物品“断舍离”，发狠跟他们说，你们一辈子值得永久保留的，可能只有照片。
我爹妈的家庭影集仅一册。硬皮墨色封面，内页是黑纸板，每页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膜纸，如同岁月的霜雪。这本影集跟纳博科夫讲的一样，有些照片只是夹在册页之间，翻看时很容易掉落。没法子，那个年头收藏条件有限。
那本家庭相册，相当于我的时光机。小孩子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经常揍我的短发女人，就是照片里那个扎着长辫子的漂亮姑娘。有相当多的照片，背景都是山野。当年老爸在朝鲜战场捡到一个徕卡相机，他在团里当宣传干事，所以拍照特别方便。据爹妈回忆，不少照片弄丢了，也许是多次搬家遗失的。也可能是我玩丢的，爹妈至今还在这般推理。
除了家庭相册以外，老爸还有一本武汉风景相册，开本比连环画稍大一点，有黑白色调的东湖、黄鹤楼、海关大楼、解放大道等等。记得最清晰的，是古琴台文字说明，讲到了俞伯牙与钟子期。那两年，我们家搬至深山小村，那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图像通道。
西方人对图像的追求，更讲即时性、动态性、科学性。哈布斯堡王朝时期，没有摄影术。如果君王和某国公主定亲，那么每隔一段时间，画家会画一张公主的人像送来，让君王看看公主长成什么样了。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照片不说是奢侈品，也算是轻奢品。当然，这是指黑白照片年代。桑塔格解释过它的影响力：“很多摄影师继续偏好黑白影像，因为黑白被认为比彩色较得体、较稳重——或者说较不那么窥淫癖、较不那么滥情或粗糙得像生活。”
彩色照片越是唾手可得，黑白照片就越值得挖掘。切·格瓦拉第二任妻子的照片，更加偶像化了这个古巴斗士；毛泽东和史茉特莱的女翻译吴莉莉，像极了大S，以致被误传为这个明星外婆。黑白照片里的历史细节，在现代人眼中变得戏剧化了。当然，手机照片也很戏剧化，也能飞快流传，可惜视频已能造假，搞个换头术，你也不会知道。
王尔德说：“哪里有忧伤，哪里就是圣地。”旧相册也是这样的圣地，我爹妈的相册里，更多的是朋友的照片。现代人很难理解，从前互赠照片是表示友情的一种方式。赠送者会在照片背面，写上凝结情感的短句。
过去恋人分手，焚信件加上烧照片，是一个仪式。现在恩断义绝，选择打钩之后，一个删除键按下，所有照片都没有了。理论上说，只要在网上活动过，就一定有痕迹，但那是黑客才能看到的。普通人一念之间，照片就灰飞烟灭。灰飞烟灭也只是形容词而已，哪有什么烟和灰。由此对比，凡是收藏至今的黑白照片，会一直留存下去。它是时间，它是忧伤，已然经过考验，不易再毁。（卢小波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