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逝的新闻记忆18走进神奇的西部 [复制链接]

（18）

走进《神奇的西部》

——本报采访组赴西北采访纪实之一

赵宝起

我作为《神奇的西部》采访组组长和领队，带着两部车和全组成员凯旋归来时，我的心里是非常复杂的。有胜利完成任务的喜悦，有久逢亲人的激动，更有一种卸掉千斤重担后的轻松感觉。今晚大厦广场悬挂着布标，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领导们来了，同事们来了，亲朋好友也来了。迎向我们的是一束束鲜花，一阵阵掌声，一双双热情的手。我在座谈会上说的第一句话：“谢谢全报社各部门在后方的支援，谢谢领导们在万里之遥的正确指挥。”我对总编辑说的第一句话：“我把两部车全给您带回来了，把全组成员也都给您带回来了。”说实在的，4月16日从天津出发，到6月9日返回整整55天，我们在神奇的西部行程3万里。是在沙尘暴中进入的内蒙，是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完成的采访任务。我们在浑善达克沙漠迷失过方向；在吐鲁番的戈壁滩找不到出来的路；闯越天山六百里并开车强行渡河；在青海出现过严重的高原反应；在陕北刀削般的悬崖上行车；在石家庄的高速公路上爆胎。两辆汽车的三个轮胎扎爆，四个避震器断裂，一个风挡玻璃被石子崩破。采访组全体成员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西部大开发这个重大题材的报道任务。总计发回文字稿96篇，刊登文字稿件73篇（包括在周末版发的4篇特稿）；发回照片幅，刊用照片41幅。

在报社的庆功会上，领导对我们采访组6个人给予了巨资奖励。我当时说，还少给一个人的。那就是我们新闻策划组的组长穆娴静。到神奇的西部采访，是她负责组建新闻策划组后的第一个举动。她在父亲病危的情况下，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与我们一起进行这次重大新闻采访题材的策划。在病房里她用手机指挥着我们这支几千里外的采访组。她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编委会的每一个指示，商讨每一篇报道内容，协调采访组内部的一切事宜。她陪同刘凤山副总编，代表报社领导，到我们采访组每个成员家里慰问，这对于几千里外的采访组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安慰。然而，她自己的老父亲病情正在告急。回顾和总结这次对西部大开发的采访，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功，不是我们采访组几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今晚报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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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我到新闻策划组报到。4月6日刘凤山代表编委会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求围绕着西部大开发，策划一次重大的采访行动。为了防止泄露消息，我们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西部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我只到过西安，绝大部分西北地区从来没有去过。只知道西部大开发这个名词，但不知道里面的涵意。我马上到新华书店寻找有关西部的书，找有关旅游的书，买相关的地图。当我买到的《西部开发战略》这本书后，如获至宝。这本书一共多页，我看了一天一夜，终于弄明白了西部开发大概是怎么回事。报社资料室的几位同志，从各地报纸、书籍上，帮助我们查找有关西部开发的资料，并复印下来。我们拿出了采访西部计划，穆娴静将其交给编委会后，几位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具体意见。4月12日，刘凤山代表编委会，组织几个部负责人开会。有新闻策划组、总编室、出版部、摄美部、会上分工执行编委会的意见，计划4月16日组队出发。车队马上选司机，检修汽车。技术处人员安装车载短波电台和卫星传输系统，保健站准备了必要的药品，保卫处准备了警棍和警棒。市公安防暴队送来了盾牌和防弹背心。4月16日，报社为我们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保铭亲自为我们壮行。市经协办主任、西北各省区驻津办事处主任，也都前来为我们送行。我代表《神奇的西部》采访组，在送行仪式上发言：“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乘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完成向读者介绍西部，向西部介绍天津的任务。”从策划到行动，我们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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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发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了。这是《今晚报》建立以来，第一次派出阵容这么庞大的采访组远征。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今晚报》，同时也代表着天津的新闻界，代表着整个天津市的形象。我们要向读者全方位地介绍西部，向读者介绍连我们自己都非常陌生却又那样神奇的地方，我们的责任太大了。从天津到北京，穿过张家口，再进入内蒙。一道儿上，树枝由墨绿渐渐变淡变黄，最后到处是光秃秃的树杈。晚上到达内蒙古太仆寺旗时，我们看到的是被沙尘打得都是白点，连汽车牌照都几乎变成了白色。夜晚，窗外刮起了风沙，打得玻璃“叭叭”震响。当我们写完这篇特写时，窗外已经变成了白天。

第二天，我们进入浑善达克沙漠。这是离京津地区最近的沙漠，它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京津地区推进。牧民们不断的搬迁，他们已经深深领略到“沙进人退”的厉害。不少牧民开始自觉地治沙，我们写的《沙漠里的一家人》，就是当地真实的写照。我们看到一个沙窝里，有两只毛绒绒的小狐狸，正在旁若无人的玩耍，可爱极了。在往呼和浩特市前进的过程中，我们陷入了迷途。深更半夜，对讲机没电了，两部汽车在沙石路上行驶。茫茫沙地一片漆黑，沙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偶尔遇到一只大狐狸慢慢悠悠穿过沙路。大家只好停下来，让技术处苏伟打开了卫星定位仪，确定了我们所在经度和纬度。根据苏伟提供的数据，我大着胆子命令汽车继续往前行驶，凌晨时分终于找到了路。我们到达呼和浩特市，采访自治区领导遇了困难。《呼和浩特晚报》的同行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呼和浩特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在显要位置报道了我们采访组到达内蒙古的消息。然而，我们计划采访自治区领导遇到了难度，大家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沙尘暴正巧刮入呼和浩特市，大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更引起我内心的焦虑。突然，我想到了从内蒙古调到天津的《人民日报》记者站敖腾站长。我给他打手机时，他正去北京开会的途中，他热情地帮助我们与自治区宣传部长联系，与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联系。自治区计委办公室也帮助我们，自治区办公厅终于同意我们采访。由于胡锦涛同志到内蒙古视察，云主席要陪他到内蒙的东部去，只好临时由主管西部开发的王凤岐副主席接受采访。这是一位谈笑风生的人，他一见我身后的张立和苏伟都是大高个儿，顿时大着嗓门开起了玩笑。他说：“哎哟，你们《今晚报》是不是都这么高的个儿？”

我们从呼和浩特市继续西行公里，越过黄河，到鄂尔多斯草原，进入伊克昭盟格尔旗到达薛家湾镇，遇到了正在此建电厂的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干部职工。他们奔走相告，天津今晚报《神奇的西部》采访组来了。吃过晚饭后，我们采访到凌晨时分。

第二天早晨，天津电力建设公司领导到宾馆看望我们，不少人见我们整整写了一夜稿，全都愣住了。他们死活要留我们吃午饭，被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开车把我们送了很远。

采访组从进入内蒙古开始，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在困难面前，大家敢闯敢拼，千方百计去完成采访任务。这时，穆娴静向我们传达了总编辑的指示，在东胜市附近发掘了一个汉墓。我们赶紧往东胜市奔，找到了当地文物部门，了解到这个汉墓在鄂尔多斯草原的鄂托克后旗。途经成吉思汗陵时，听说这里有祭祀活动，于是决定在此停留一夜，第二天早晨先采访成吉思汗陵的祭祀活动。

第二天早晨，大家还没吃早饭。摄影记者张立先到成吉思汗陵里拍照。这种祭祀活动十分庄重和神秘，一个外来民族记者前去拍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口干舌燥的一番交涉，主持这次祭祀的人破例同意拍照。但提出一个条件，记者必须遵守蒙古族的风俗。大殿后面小殿，虽然点燃蜡烛仍然昏暗，黑压压的人群跪在地上，显得那样神秘。祭礼后的白酒，一碗碗地传来传去，传到谁手里谁就一饮而尽。可能内蒙古的姑娘们看中了我们这位高大的小伙儿，不断地向他奉上一碗碗美酒。张立为了拍照，竟然喝了6大碗白酒。我进入现场时，人家还剩下点儿羊肉给我吃。张立的照片拍完了，人也醉得东摇西晃。杨寿清、苏伟和司机王建、赵玉生，赶紧上前搀扶。只见张立的脸色煞白，头上冒着虚汗。把他放在奔弛旅行轿的座椅上，先是呕吐，然后便昏昏欲睡。当时把我吓坏了，一路上不断用对讲机提醒奔驰旅行轿的几位：“注意摸他的脉。”张立为了拍照，空腹喝了这么多白酒，倒有一股男子汉的英雄气概。转天，张立恢复了健康，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我送给了他两句古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到达鄂托克后旗，得到了热情款待。宣传部的李部长是位女将，她上任后第一次接待外地的记者。晚上请来最好的女歌手，穿着民族服装为我们唱歌，递上一碗又一碗的白酒。蒙古族的歌，蒙古族的酒，那纯朴的热情，那令人心醉的场面，让我们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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