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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6日下午,“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暨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宾馆举行。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出现,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仪容整洁,衣着考究。很多人都过来向她问好,与她合影留念。她就是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翻译家萧乾的妻子,我们可敬又可爱的前辈文洁若先生。

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就听到各种文洁若先生的轶事,其中最多的就是关于她生活极度节俭的故事。

据说,每次社里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聚餐,文先生会坐着等到最后,绝不允许浪费一丁点饭菜,如果有剩下的,一定会坚持打包。

有一次下班后,她看到两个年轻编辑在聊天,径直过去把他们办公室的灯关掉,理由是,聊天不用开灯。

文先生每次下班路过洗手间,都会主动把灯关上。文先生还把绝不浪费的习惯带到了国外,有一次到日本出差,她看到酒店大堂居然在大白天开着灯,气愤不过,走到开关处把灯关了,搞得服务员大吃一惊,以为出了事故。

文先生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也见证过几次。就在去年冬天,我和老干部服务部的董文权老师前去拜访文先生,她的保姆是董文权帮忙挑选的,所以二人相熟。

保姆见了我们,开始大倒苦水,诉苦重点之一就是文先生的节俭给她带来的麻烦:洗脸水不能随便倒掉,必须用来冲马桶;电灯必须随用随关,绝不能白白亮着。保姆为了电器使用方便,买了一个插线板,结果文先生与插线板“干上了”,每逢不用时必须关掉插线板开关,理由是插线板上红色的小指示灯总亮着,费电……

对于文先生的极度节俭,我心生敬重。老一辈艰苦朴素的生活在今天已然成为“奢侈品”,我们身边充斥着大量的浪费。过度的物质欲望带来的异化,已经让我们浑然不觉。正是文先生这样的人保留着可贵的节俭习惯,对我们反而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乱中有序的家

除了节俭之外,文先生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方面,是她家里的“乱”。文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她并不注重生活细节,也许是小时候家庭条件优渥,让她不用去管家务,所以也就不会收拾。

我去过文先生家里几次,每次看到的场景都大同小异,凌乱的物品随意堆放,各种书或翻开或横七竖八地躺着。她想起要给我们展示什么东西时,便跑到另一间屋里,拉开抽屉稀里哗啦地找上一通。有意思的是,居然每次都能找到。但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她会很着急,四处打电话问近期来过的人有没有借走。

有一次,我跟老干部服务部的谢施基老师去文先生家,医院。正好有一位在日本读博士的女学生为了写论文,专门来拜访文先生,我们进门的时候,她们刚好聊完。为了方便,文先生便邀请那医院,医院安顿下来后还可再聊聊。

然而几个月之后,这位女博士跟我联系,言语中充满了委屈,说是文先生有一部译稿怎么也找不到了,问是不是被她顺手拿走了。女博士很认真地说,希望我和谢施基老师给她作证,她走的时候是空着手的,什么也没拿。我对此已经毫无印象。好在文先生后来找到了译稿,赶紧告诉了这位女博士,是自己误会了。这件小事,又能看出文先生在不拘小节之外,还有一份诚恳和率真。

文先生今年94岁了,仍然每天守在书桌前,坚持做着翻译工作,沉浸其中,乐在其中。对她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翻译就是一切。

萧乾仿佛从未离开

文先生喜欢送书给别人,每次都会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认认真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还会盖上自己的印章。对于重要的人,或重要的场合,她还会郑重地盖上萧乾先生的印章。

萧乾先生出生于年,比文先生大17岁。他们相识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由翻译工作结缘。

当时,文先生经常就编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问题去请教萧乾先生。有一次,文先生就同一段内容的不同翻译方式,去问萧乾先生,孰是孰非。萧乾先生耐心地对她说,在翻译问题上有一种伤叫硬伤,就是把黑翻成白,叫“黑白错”;可是也有的不是硬伤,是“软伤”,译者既可以这么译,也可以那么译,编辑就不能说他错了,要尊重译者本人的意思。

这次求教经历让文先生对萧乾先生肃然起敬,产生了仰慕之情,很快便进一步相识相知、结为伉俪。

几十年后,文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仿佛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相识的岁月,神情中也充满了温柔和煦,说:“这个他教会我了,你不能硬逼着人怎么着。两样都可以翻的时候,即使你喜欢这么翻,也不能强迫译者。”

当时,文先生嫁给萧乾先生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那时的萧乾正背着处分。据文先生说,年时萧乾先生去了一趟英国,因那时中国与英国还未建交,他只能绕道苏联前往,但苏联不让他过境,怀疑他是间谍云云。这因此成为他的一个“历史问题”,因而在年被划为“右派”。

萧乾先生一度没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只能靠翻译为生。在萧乾先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时,一家人就只能靠文先生每个月固定的工资生活。

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二人的感情却历久弥坚。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开始慢慢改善,此时的萧乾已经成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他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他们一起翻译的《尤利西斯》成为他们感情的最好见证。

萧乾先生去世后,文先生一直将他的大幅照片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就好像他从未离开。直到今天,文洁若还经常将她的著作与萧乾的著作同时赠送给朋友,有时落款还同时写上二人的名字。可以说,萧乾先生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融为一体。

有一次,我跟社长一起去拜访王蒙先生,他特地问到了文先生的近况,说她是一个率真的人,能保持至今,十分不易。

从文先生身上,我们确实能学到很多可贵的东西,她的率真让她专注于工作,专注于翻译,专注于简单的生活。她类似“苦行僧”般的外表之下,有着丰富而强大的心灵。

宋强(摘自《新民晚报》)

本文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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