钙泊三醇软膏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328626.html当年我能够调入天津市作家协会，是蒋子龙一力促成的。第一次见到蒋子龙是年。我原先在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年春季，因工作调动来到天津市，在塘沽盐场宣传部上班，编辑盐场的小报《塘沽盐工报》副刊。就是那一年，蒋子龙接受唐云富的邀请来塘沽区文联搞了一次文学讲座，我去听了，认识了他。唐云富原先是塘沽文联的秘书长，那时已调到市文联任副秘书长，但塘沽文联请蒋子龙来讲课，还是他出面邀请的。他和蒋子龙是好朋友。那次讲座我印象深的是蒋子龙讲到小说写作的技巧时用了老子的一句话，他说，小说之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我非常尊敬蒋子龙，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一篇《乔厂长上任记》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序幕，而且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力作问世，不断深化和推动着改革文学的探索和发展。当他的《农民帝国》于年出版的时候，读者新奇地发现，他的写作已经推进到对土豪们为富不仁、官商勾结的鞭挞。他的创作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
我对蒋子龙还很感激，他是改变了我生活道路的人。就在塘沽的那次讲座上认识了蒋子龙之后的第二年，他把我调进作协，做了专业作家。调入市作家协会的事在我的记忆中历久弥新。那是夏季的一天下午，我拿着塘沽盐场的调动介绍信到市人事局去，由人事局换成调入作协的公文。到人事局的时候，经办人不在，我坐着等，等来了，他却跟我聊天，说他读过我的作品，还不是一篇，他一篇一篇讲他的读后感，还提一些问题。时间已是黄昏，怕办完手续到作协的时间太晚，我便给作协办公室打“你们下班时留个人等一下，我马上来作协报到，然后还要回塘沽去，明天就不来市里了。”我赶到作协时办公室真有一个人在等我，他看了人事局的公文说，子龙正在市安全局的招待所开会，开的是天津市文化单位的高职评定会议。他给子龙打了电话，说杨显惠来报到了。蒋子龙在电话里说，给他找几张表格，晚上回家填好，明早送来。我回到塘沽家中整整填写了一夜，记得是七种表格——还是双份，我只填好了一份，已是早晨六点钟。只啃了个馒头，我就又往市里跑。赶到作协，头一天的工作人员正在等我，一见面他就焦急地说，走，走，到招待所去，子龙刚才来电话问你来了没有。我们急忙赶到招待所去，工作人员拿着我填好的表格去了会议室，把作协的秘书长张少敏叫了出来，把表格交给他。张少敏又进会议室去了。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张少敏出来了，走到我坐着的椅子跟前说，你定了创作二级。那位工作人员叫王忠琪，后来当了作协的副秘书长。创作二级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在塘沽盐场每月五十几元薪水，到作协后第一次发薪，拿到了一百一十八元。不一会儿，会议就结束了，评委们走出了会议室，蒋子龙对我说了几句话：你拿到全国短篇小说奖了，论创作水平，应该给你定一级，但你刚到作协，评委们还不熟悉，就先定二级吧，过两年再调。过了三年，天津市的高级职称评委们再次开会，我的职称就定为创作一级了。
蒋子龙对我的关照是多方面的。年、年，我的一部作品在《上海文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连载，但是文学界毫无反响，评论界噤声。在此期间，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有一次我去市作协，恰好那天蒋子龙也去了作协，我与他相遇。相遇之后互相问了好，他立即就对我说：你目前的创作势头很好，按说作协应该为你的写作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可是真要开会，评论家们又不好说话。我对他点头，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写的是一个新题材，当时的文坛上没人写，有点敏感，开讨论会真是会叫评论家们为难。看我点头，他又说，那就不开讨论会了吧，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写吧，好自为之。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其实呀，一个人的创作，没有人说你好，也没有人说你不好，作家能够不受外界干扰地写出他想写的作品，这是最好的状态。
我永远记着他说的这句话。
本文来源：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