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医院治疗白癜风好 http://yyk.39.net/hospital/89ac7_detail.html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秉铎,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年在重庆十八中学退休。
原题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文革”记事
作者:李秉铎
年,“文革”运动初期,9月5日趁“停课闹革命”的空闲,乘“革命大串联”的东风,我由成都回到重庆,到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探望父母。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那一天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记,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仍萦怀心头“时时暂到梦中来”。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里的普通一天,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很难理解。但那一段历史不应被遗忘,“青史有书殷鉴在”,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吴宓教授
年9月5日上午,在西师大操场正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批斗副院长方敬和王逐萍,他俩都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人分别站在主席台的两端,戴高帽子,弯着腰。陪斗的有各系的“牛鬼蛇神”人,其中就有中文系教授、国学大师吴宓。吴宓被带上“反共老手吴宓”的木纸牌,驱往大操场,站在主席台前作为陪斗。
吴宓的塑像
我在大操场周围看到几篇有关吴宓的大字报。
一篇是《吴宓在课堂放毒》的大字报。写在课堂上一个学生提问,他对“况乎”这种古文结构的用法不够领悟,请老师能否举一结合现实的例子。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七两,平均每餐只有二两多。所以吴宓未加思索,随口举例说:“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这句话被揪住不放,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还有大字报写吴宓说过“五四时期不知有毛泽东”,还说“宓恨吸烟人”。毛主席吸烟,说明吴宓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从五四时期就反对毛主席,是个老反革命份子。大字报还揭露,在批斗吴宓时,吴宓回答:“五四时,未知有毛泽东,确是事实。”并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因而大字报最后咒骂吴宓:“顽抗不写《交待罪行材料》,自言未尝公开反党,尤为混账,小心汝之狗脑壳。”
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年七十二,再多在世二三年或七八年均无足轻重,宓个人无足忧,死亦不足惜。宓惟忧今后无人能读中国经史旧籍;惟惜《清史稿》以后,中国遂无正史,私家史料亦不得保存;惟痛中国文字之破毁,中国文化之灭亡耳。”
对批判吴晗,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认识:“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之愚忠耳。”
此为西南师院文化村老一舍,吴宓于年2月至年8月住该舍底层室。“文革”中被数度逼迁,年4月复迁入该舍室,当时三楼多为“牛鬼蛇神”所居
吴宓看重人格,看重精神,看重学术与文化,他欣赏老友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追求遭到政治运动的无情摧残。以至吴宓在运动初期的日记中写道:“宓发言一次,仍嫌自抒已见,恐遭责诋,尚不如与人雷同,无所别异之为愈也。”吴宓所写的日记被抄家抄走后,被批为“反动日记”,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以后吴宓被编入劳改队,他杵着藤杖,年老体衰,仍不得不参加劳动。劳动时藤杖被顽童偷走,掷入粪池,飘浮粪池面上,柄露于外,吴宓捞出洗后,多日犹有秽气。此时吴宓已骨瘦如柴,顶秃鬓霜,髭须斑白。穿一件旧汗衫,背带裤的背带已断,用两根鞋带充当背带挂在肩上。可以说斯文扫地,完全失去了知名教授的风采。
面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吴宓身心疲惫,心怀恐惧。早在年吴宓就写下“我生不辰,速死为乐”的文字,表示了希望从这种思想的痛苦中解脱的想法。到“文革”中,经一系列批斗,抄家,关押,劳改,终于使吴宓心灰意冷,采取了绝食行动,以求一死。但他被强迫鼻饲,使他求死不成,反增折磨和痛苦。这使吴宓意识到,这年头,死也是没有自由的。吴宓被迫继续屈辱地活下去。
作者在西南大学校园的吴宓路上
产生幻觉的干妈
批斗大会散会后,我在路上看见一个教师(听说是个华侨),正戴着高帽子游校园,路遇一担粪农民,他听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农民二话没说,舀了一瓢稀粪淋了他一身。这位华侨教师只有自认倒霉。
我在行政大楼前看见几十个外地来的学生正静坐示威,他们要求西师校筹委会(领导“文革”运动的领导班子)接见他们,并进行对话。但筹委会拒不接见,所以他们就静坐斗争。我想到自己也是一个外地归来的学生,应该互相支持,所以就稀里糊涂地加入到静坐队伍中。这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眼看天黑下来,斗争也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终于从静坐中脱身出来。但我还不急于回家,我想先到各处转一转,看一下大字报。
到处都是大字报栏,各教学楼,林荫大道两旁,行政大楼前,图书馆前都布满大字报栏,贴满大字报。白炽灯,荧光灯照得如同白昼。虽然已晚上10点过了,观看大字报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在大字报栏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我的干妈。干妈叫涂有芸,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涂有芸学生时代是我妈妈的同学和好友,所以从小我就认了她为干妈。干妈的夫君姓潘,是父亲的老朋友,潘伯伯是西南师院副教务长。潘伯伯在6月份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被红卫兵抄了家。
在荧光灯的光照下,干妈脸色铁青,我正想上前和她打个招呼,干妈却转身默默地走了。看来干妈不愿在这种场合和熟悉的人说话,宁愿装着不认识。
我望着干妈矮小瘦弱的背影,又想起干妈的种种好处来。读中学时,每个假期我都会拿着父母的借书证到图书馆找干妈帮助借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家,然后是疯狂地地阅读,像干渴的土地吮吸雨露,那是生活中一种极大的乐趣。
干妈有一个儿子叫渝生,比我大一岁,我视为自己的兄长,经常一起玩。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俩打了一架,事后渝生一个多月都未理我。干妈伤心地对我妈妈说:“你家老三太狠心了,把我家渝生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干妈虽然生气,但很快就原谅了我。
我初中毕业时,干妈送给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示祝贺。并和潘伯伯带我和渝生到澄江镇吃江团,鲜美的鱼肉令我唇齿留香,大饱口福,以后还经常回味。干妈只有一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好,生活过得很潇洒,常常可以“下馆子”。
干妈凃有芸
9月5日晚上见到干妈之后,过了一年多,干妈生病住院,面孔消瘦,病容憔悴,精神恍惚,乱说胡话。我的父母去看她,一见面她就说:“江青和周总理来了,你们知道吗?我向首长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很了解,说我吃过苦,身体吃了亏,嘱咐我多注意营养。首长讲老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被人殴打,要送重医住院。”干妈由于精神受剌激而产生了幻觉。
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大人物,首长身上,而早在一百年前欧洲的老百姓在《国际歌》中就唱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心灵解放之声。
以后西南师范学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战场,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打出学校。我的父母也成了难民,逃离家园,到亲戚朋友家避难。这期间几个月未发工资,全靠干妈在经济上的接济,才使我家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所以我对干妈内心充满感激。
干妈没有盼到“文革”结束的“拨乱反正”。年,她带着遗憾,带着幻想离开人世。干妈的去世对我震动很大,我不明白一场革命运动为什么要伤害普通老百姓。像干妈这样温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人,却逃脱不了运动的冲击和迫害。
欣赏《燕山夜话》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外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在外语系的大字报栏前看到有关父亲的大字报:《李峻岳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定要把李峻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揭深揭透》,有几十张之多。父亲一向喜欢暴露思想,不忌生冷,毫无顾忌,自认胸怀坦荡,“无事不可对人言”。运动一来便成了大字报的材料。
我看了看,有父亲在组织生活上暴露的活思想,有日常琐事,有教学思想上的问题,有红专关系问题,有些甚至是搬弄是非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上纲上线的东西。但我看到一条要命的揭发材料:有位教授曾对父亲讲“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原是电影演员蓝苹”,这位教授解放前在上海认识蓝苹,蓝苹从上海到延安去,他还参加饯行。
这位教授说:“谁知以后竟和毛主席结了婚。”父亲说:“主席一切都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后来回忆他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他一次向支部书记汇报有关江青的传闻,书记说了这句话,大字报把这句话扣在了父亲头上。)
这是一条可以定大罪的材料,父亲立即写了申诉材料。万幸处在西师这个大环境中,水深林密,还有不少“大老虎”“大反革命”在前面,加上父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没有被揪出来陪斗,游街,也没有划入“牛鬼蛇神”之列。
年外语系教师和毕业同学留影。前排左起第二人是我的父亲,第五人是吴宓,第六人是系主任、诗人方敬
我在父亲的大字报中赫然发现了有关我的内容。大字报中揭发父亲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连他的儿子都读《燕山夜话》,并带到附中毒害同学,以后还带到川大去毒害同学。
读《燕山夜话》确有其事。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文章短小精炼,切中时弊,妙趣横生,富有寓意。父亲喜欢掌故,爱记典故,因为喜爱,也好搜集典故,所以对《燕山夜话》很感兴趣。《燕山夜话》在报上刊出后,每满30篇左右又分集出版。每出一集,在北京读书的姐姐就购买寄回,由父亲先阅读,然后我带到附中阅读,并未借与他人。
“文革”中邓拓被打为“三家村”老板,《燕山夜话》被打为“大毒草”,5月17日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决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这之后父亲将《燕山夜话》缴到党支部,政治辅导员还拿给学生传阅,让大家见识“大毒草”,何来带到川大去之事。
那个时代的大字报,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都可以写上去,揭发者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只会被领导认为是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表现。
到深夜12点过,我才踏上回家的路。当我站在熟悉的家门前时,见父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我轻轻敲了敲门,隔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开门的声音。门打开了,父亲脸色苍白,一脸惊慌的神情,母亲、弟弟紧随在父亲身后,一家人都未睡,还以为是造反派学生连夜来抄家了。及见到是我回来了,才松了一口大气。但当时父亲张煌失措的表情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
晚年的父亲
父亲虽然提心吊胆,但始终未被抄家,这也算是不辛中之万辛。但被革命风暴吓坏了的父亲仍自己挑了一担书上交。其中有《石头记》《芥子园画谱》《圣经》等中外古籍,还有祖父留下的《家谱》《我的经历》。这些书和材料都有去无回,特别是祖父的《我的经历》记述了从清朝到抗战几十年间祖父不一般的人生阅历,丢失了是太可惜了,我曾深为惋惜。
年9月5日在西南师院大操场被斗争的位干部和教师,在那一天一定难以入眠,包括他们的家人。正如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从此宓等成为“罪人”,亦即人民专政对象之“敌人”,即是牛鬼蛇神,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红卫兵之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不能自由。
“文革”结束后,一位作家对“文革”作了如下总结:“一人兴奋,八亿人失眠。”真是太形象了。
作者和父母、艾莉在西南师大校门留影
“文革”后父亲又买了一本新版的《燕山夜话》(合集)。父亲去世后,我把这本书从父亲的书架上取出收藏,作为那段历史的纪念。
年7月于重庆
外一篇
那些年,我们打鸟的往事
一
读小学的孙儿拿来一首关于“鸟”的诗,要求讲解,说是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
鸟
谁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子在巢中望母归。
很惭愧,竟没有读过此诗。忙上网查阅,原来是白居易所作诗,有注解。群生:众生。微:轻微。一般:相同。
时代在进步,现在小学生就受到爱鸟,诊爱生命,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思想教育。不禁想起小时候打鸟,消灭麻雀的往事。如果我们那时也能学一学白居易的诗,学校能宣传一下爱鸟的知识,不知有多少鸟儿可以免于死在我们的弹弓之下,鸟儿的家族也会更兴旺发达。
二
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按当时的宣传:麻雀是害鸟,专吃地里粮食,是歉收、饥荒的原因之一。于是全民总动员,人们在房前屋后,房顶树上,田间地头,满山遍野,不分白天黑夜地敲锣打鼓,吆喝呼喊,燃放鞭炮,为的是使麻雀不能歇息,惊慌失措,四处奔走,疲于奔命,劳累而死,让麻雀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是一场疯狂的人鸟之战。
那一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也用树叉做了一个弹弓,参加了打麻雀的运动。我们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对麻雀展开了严打、狠打。不过我打下的第一只鸟不是麻雀,而是有着一身绿黄羽毛的漂亮小鸟,比麻雀还小,我们称为“绿豆雀。”这只绿豆雀站在树梢,正唧唧喳喳地动情歌唱,我的弹弓射出的小石子从它头部掠过,擦伤了它的一只眼睛,它疼痛难忍,一下子从树上坠落下来,扑腾了几下就死了。我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只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我打中的第一只麻雀,不是在树上,是在地上。几只麻雀在地面双脚跳跃前进,一边喧噪,我射出的石子击中地面弹起来打在一只麻雀的肚子上,它应声而倒,其余几只则惊慌飞走。有一次还捉住一只小麻雀,它嘴角嫩黄,一身茸毛,挺可怜的样子。很想把它养起来,但它不吃不喝,几天就死了。
还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水鸦鹊(像喜鹊,但个头要小一些),我用麻绳拴住它的一只脚,另一头系在一块鹅卵石上,撒了一把米给它吃。等放学回来见水鸦鹊已倒地而亡,它的嘴壳翻转,鲜血淋沥,估计是想逃走而去啄鹅卵石造成的后果,真是一只性情刚烈的小鸟。
虽然打了不少鸟,但吃鸟肉只有一次。那是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围剿麻雀,打下七八只麻雀,1只画眉,1只水鸦鹊。最后围攻一只斑鸠,那只斑鸠已受了伤,飞不动了,它躲在一棵大树的茂密枝叶中,和我们相对峙。我们集中火力,弹如飞蝗,那只斑鸠身中数弹,终于悲壮地牺牲,从树上重重地落下来。
“天上斑,地上弯”,飞禽走兽中味道最鲜美的是斑鸠和弯狗(是贵卅、重庆一带的一种珍稀动物,有资料讲是白面獐)。我们把狩猎的收获品在一个小伙伴家中炖了一锅肉汤,鲜美的野味大饱口福。
三
俗话说“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在打鸟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两次大的损失。
我们打鸟主要在西南师院校园内,重庆有一段民谣:“重大的牌子,西师的园子”。重大指重庆大学,西师即西南师院。西师校园被称为大观园,称得上人间胜景。学校地势高低起伏,栋栋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有大片大片的果园,桃繁李茂,杏花盛开,有成片成片的香樟林,即使在深冬也依然葱郁。校园是各种鸟儿栖息的乐园,处处鸟语花香。
一次在校园内,我沿一条小路追逐麻雀,一不小心跌了一跤。那时路面不是现在的柏油路,也不是水泥路,而是用炭碴子铺的路,膝盖重重地撞在炭碴上,血顺着腿流下,好长时间才止住血,至今仍留下一个伤疤。
另一次是我和几个同学在果园里打麻雀,果园里的广柑树结满果实,绿叶丛中挂着黄橙橙的广柑。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是很老实的,一点也不敢打树上广柑的主意。但果园工人认为我们在偷广柑,大声喝斥追赶,吓得我们拼命逃窜。
果园里有不少用来施肥的粪坑,灌满大粪,且和地面平齐,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地雷区。一个外号叫“乔巴”的同学一下子踩中粪坑,双脚陷了下去,他失声大叫:“快拉我一把!”我回身去拉他,结果我和臭气熏天的乔巴都被抓住了。
那一学期末,因为这件事,我的操行分被扣了1分,只得了4分,那是我的操行分唯一一次未能得5分。我是少先队大队委员,佩三道杠的标志,每次少先队开大会都是大队旗手,是一个标准的听话的乖学生。操行只得了4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也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
四
在全国人民的严打之下,麻雀数量急剧减少,甚至销声匿迹。麻雀少了,粮食的收成应该更好,但人们迎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遭遇了大饥荒,饿死成千上万的人。那时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平衡”,只知道“政治是统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四害”之一的麻雀被“平反”,专家宣布麻雀是益鸟,主要吃害虫,还有助于作物授粉。
“四害”中麻雀被取消,先换成臭虫,后来又换成蟑螂。不过这“四害”历史渊源悠久,它们来到地球上的时间要比人类长得多。蟑螂在地球上生存了4亿多年,蚊子、苍蝇也有2亿年历史,老鼠有5千万年历史,它们的生存智慧和求生本领比人类高明得多。十年没有消灭它们,从年算起,已过了半个世纪,它们仍大量地存在。
现代生态学认为:整个大自然是一个遵守严格逻辑的网络,若是某个物种灭绝,其它多个物种便会受牵连。这叫“牵一发,动全身”,也叫做“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世纪九十年代调回重庆工作,一度很少见到麻雀,使人产生忧虑:是否是环境污染严重造成的?这些年城市绿化好了,森林公园多了,又经常见到麻雀了。但比起我小时候,麻雀还是稀少了一些,元气还未恢复。有些鸟,如喜鹊已经几十年都未见到了。想到这里就会对小时候打鸟的行为感到忏悔,也对当年因此被扣操行分感到是罪有应得了。
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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