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文人的各种阐释与论断中，笔者比较认同和赞许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文人最低限度的职能是掌握、传承、创制文化。具体地说，主要是掌握、传承、创制书面文化，即通过写作而固定下的各种文本的世界。这个最低限度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由此派生出文人的其他职能。因此，书面文化的特性成为理解文人本质的起点。”马克斯·韦伯所提到的“写作”，绝非仅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写，而应从更深层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其至少具有“创制”和“生成”的基本内涵。因此，书面文化作为一种文本世界，不仅涵纳文字典籍，还应包括各种各类艺术作品、文化建筑物，以及一切具有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的物质载体，譬如风物风俗，均是一种文化。钱钟书先生在《论文人》一文中写道：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依循钱先生所说的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那么文人的基本职责就是梳理、创制、规范文化的书面文本，这就决定了文人与文化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主客关系。人类文化史正是通过文人不断书写书面文本得以承续和演进的，如果没有以书写书面文本为旨归的文人，很多原始形态的文化诸如民间艺术、宗教、哲学，等等，都难以保存流传。因此，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会相应地出现记载和呈现民族文化的书面文本；否则，民族文化不是走向衰亡与断绝，就是始终处于原始形态裹足不前。纵览中外文学艺术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萌生于社会底层的、心口相传的艺术是原生态的。无论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中国《诗经》中的“国风”，抑或古印度的诗歌等，最早都源自民间的口头流传。这些原始形态的文学艺术，只有诉诸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才能流布广泛传承后世。也就是说，这些原始艺术只有经过文人的收集、加工、刻写、印制和推介，才能加以固化和流存。当然，这种原始艺术被书面化被文本化的生成过程，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的转化机制。我们知道，俗文化是雅文化的肇始与源头，俗文化欲想流传千古就必须上升为雅文化，此处的上升不仅仅是狭义的整饬、改造之意，而是一种繁杂多重的调整与转换。所以，古今中外传承下来的文学艺术大都是雅文化，而从俗文化到雅文化的位移与置换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文人参与书面文本的整理和创制。无法想象，假如没有以杜甫、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辛弃疾、苏轼、李煜、李清照等为代表的文人的积极介入，中国古典诗词能构建一座座巍峨殿宇？如果没有关汉卿、汤显祖、王实甫、李渔、冯梦龙、曹雪芹等为旗手的文人的主动加盟，那些民间说唱、街谈巷议、“假语村言”可幻化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颗璀璨明珠？还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一代代文人的努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文本，就得不到适时阐释与相应注解，久之，就会变成人们读不懂的天书——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行将消失。文明史上很多文化的枯萎与失传，主因即是熟谙和掌握这些文化的文人走向灭绝与消亡。古代埃及、巴比伦以及西亚等文化的灰飞烟灭，并最终变成难以复活的“死文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晓、诠释、创制这些文化的文人不复存在了。尽管人们在这些文化废墟上还能发现一些或完整或残损的书面文本，但面对这些无法辨识的人文秘籍和难以破译的文化密码，人们根本不能读解和明晰它们的前世今生和准确含义，只能将其作为一种“异物”加以存留和供奉。所以，承负着文化书写与传播重任的文人的销声匿迹，必然意味着文化的衰落与消亡，这对于人类而言要比任何一种珍稀动物的灭绝更应值得反思。因为这看上去是文化意义上的，实则是生存意义上的：一俟民族文化出现危殆，亡国灭种就绝不是危言耸听。本文来源：今晚报
